陈献章,生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卒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广东新会白沙里人,学者称白沙先生。他年轻时和当时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崇奉程朱理学,走科举做官的道路。二十七岁时,他跟随吴与弼学习,才“叹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即取向所汩没支离者洗之以长风,荡之以大波,揣揣焉惟恐其苗之复长也”(19)。他要把程朱的“支离”之学荡涤干净,从此转变为合心与理为一的“心学”。
陈献章虽然宣称要把“向所汩没支离者洗之以长风,荡之以大波”,其实他的思想中仍然保留有程朱理学的一些观点。这不仅因为他自己是从程朱理学方面转变过来的,也与宋末以来朱陆两派思想互相渗透融合有关。如在论述“气”、“理”、“心”的相互关系时,陈献章说:“元气塞天地,万古常周流”。(20)“天地间,一气也而已,诎信相感,其变无穷”。(21)他认为“元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要素,这和张载的观点相近似。但当进一步探究“气”的本质时,他没有把“气”认作本体、看成是万事万物的最后根源。如他在论述“气”与“道”的关系时,认为“道为天地之本”。他说: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与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22)
陈献章明确地认为,如果把天地与“道”相比,“则道为天地之本”,元气所充塞的天地,只不过是“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这与朱熹把“理”与“气”相比,认为“理”是“生物之本”的观点是相似的。但陈献章不像朱熹那样,认为“理”是独立于宇宙万物之先的绝对存在,而是认为心具万理、万物。这就背离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而进入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他说:“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这和陆九渊“心即理”,“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的说法完全相同,都认为万理、万物皆是吾心的产物。
陈献章怎样从理学转变为“心学”,他自己曾有一段描述:“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他回到白沙后,继续用力,“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知入处或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就是心与理不能合一。“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改变用功的方法,“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见到了心之本体,理就在心中。这样就使得心与理吻合,达到了“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再去“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23)
陈献章一生中举而未中进士,未入仕途,在政治上极为平凡。但他在学术上却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他的学说的出现,使得“久抑而未彰”的心学复兴起来,结束了程朱理学的一统局面。从陈献章以后,心学逐渐风行起来,到“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24)
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人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所生活的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益剧烈,宦官专权,政治黑暗,地方藩王接连反叛,明王朝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而明初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这时已沦为僵化的教条和封建士大夫猎取功名的工具,逐渐失去笼络控制人们思想的力量。王守仁对造成如此深重的社会危机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他说:“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25)王守仁所说的“不明”之“学术”,就是指崇尚空谈、不务实际的程朱理学。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创立了其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企图用他的“心学”来代替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作为维护明王朝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以挽救当时的政治危机。
王守仁的哲学思想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之大成,其主要内容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致良知”的先验唯心主义认识论;“知行合一”的封建伦理道德修养论。
王守仁继承了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观点。他认为“心之本体无所不该”(26)。他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27)他又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28)王守仁把“心”、“良知”等精神意识说成是第一性的,天地万物则是第二性的,是意识所派生的。《传习录》中有一段典型的记载: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29)
山中的花树是并不依赖人的感觉的客观存在,不会因为没有人来看它,它就不存在。王阳明用人们认识事物必须通过感觉来论证事物的存在依靠于感觉,这当然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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