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渑池渡”后,明末农民大起义进入崇祯六年冬至崇祯十二年夏的中期阶段。在这一阶段里,起义军方面和官府方面都发生了一些与前一阶段不同的变化。
从起义军方面讲,其主要变化是战斗力比以前有所提高。这是因为,在这一阶段里,起义军活动在较前大为扩大的地域里,这不仅使之可以更加灵活地躲开敌人的镇压,而且在人力、物力的补充上更加容易获得。《怀陵流寇始终录》于崇祯八年(1635年)记事中,对于当时起义军战斗力提高的情况曾有明确的叙述,其中说:
时贼掠六省骡马,一昼夜驰二三百里,诸将步兵(按:指官兵)日行五六十里。贼不入城郭,散屯郊原,占地百里,不可得围。日杀民,民愈少。日掠民,贼愈多。去年贼由豫楚入郧,此年贼由郧入豫楚,七十二营,二三十万,不避官兵,诸将所驻名都大邑,遍为走集,郧竹僻陋,殊不屑意。相去浃月,贼势大异。(1)
当时镇压起义军的高级指挥官,对于起义军战斗力的提高都有深刻的体会,其言论对此多有反映,如崇祯八年(1635年)三边总督兼摄陕、晋、豫、楚、川五省军务洪承畴在一个奏疏里即说:
先时贼避兵逃窜,今则迎兵对敌,左右埋伏,更番迭承,则剿杀之难也。贼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官兵马三步七,则追逐之难也。(2)
同年,河南巡抚陈必谦在一封信中也说:
三年以前,流寇尚畏官军,迩来势益强炽,有伏路静听以防袭杀,有前拨、倒拨、左翼、右翼,以备策应。收一壮丁即给一良马、授一美妻,逃出即杀其管队;一阵退缩,立置之死,故人皆为尽力死斗。(3)
在这一阶段里,官府对起义军的镇压采取了一些新措施,从而使镇压力量也有所增加。这些措施中,较突出的有两个:一是设立总管起义军活动所及之数省地区军务的总督和总理。首先是崇祯七年(1634年)正月,擢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专办流贼”。不久,其职被三边总督洪承畴所替代(4)。其次是崇祯八年(1635年)八月,命湖广巡抚卢象昇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仍兼湖广巡抚,不久,“解巡抚任,进兵部侍郎,加督山西、陕西军务”。九年秋,卢象昇离任,改由长垣人王家祯总理河南、湖广、山西、陕西、四川、江北军务。十年闰四月,又以总理之职改授贵州永宁卫人熊文灿(5)。二是不断增派军队剿杀起义军。增派军队中有大量边军。起义军活动地区的原有官军,虽属正规部队,但战斗力较弱,而且往往与起义军的成员有一定的人事关系(如老乡关系),所以在镇压起义军时,效果常常不能令明政府满意。而边军是明朝军队的精锐,其战斗力远远超过地方部队,并且与起义军的成员原来几乎没有任何人事关系,这样,边军被调来参加对起义军的镇压,就官府方面说,自然可以说得力许多。史书记载这种情况说:“前此官军多陕人,与贼亲故,对阵犹相劳苦,贼弃以牲货,即纵去。边关言语不通,交手便斫,故贼辄败。”(6)
由于在崇祯六年冬至崇祯十二年夏期间,起义军方面和明朝官府方面作战力量都有所增加,各次战役中互有胜负,双方在这一阶段实际上是处于相持时期。这种相持的局面,直到这一阶段的末尾才有所改变。以下略述其时各次战役的情况。
起义军在渑池渡过黄河后,首先活动于河南的中部和西部,接着进入陕西、湖广和四川。由于起义军有许多支,且各自为战,其进军的具体路线史籍中记载得不十分清楚,但上面所述的大体活动趋向,在史籍记载中却是完全能够看出来的。如关于起义军首先在河南中部和西部活动的情况,《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崇祯六年(1633年)十二月纪事载:
贼渡河后,势甚猖獗……贼党甚繁,凡洛阳、新安、陕州、灵宝、阌乡、卢氏、永宁、汝州、鲁山、叶县、舞阳、遂平、确山、信阳、南阳、裕州、泌阳、桐柏、淅川、新野、内乡等州县无不焚掠。
同书同卷还载:
(崇祯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丁丑,贼至郾城,玄抚院(默)督汤帅(九州)兵,夜击贼于舞阳之吴城镇,大破之。廿二日庚辰,陈大金、左良玉胜之于保安,廿六日胜贼于赵庄。是日,左帅与守备许志忠又有信阳州平土关黑山之捷。七年正月戊子朔,按院刘令誉破贼于泌阳县之牛蹄村。得此三路大捷,贼走湖广。二月以后,玄抚院亲督诸将兵搜山,河南始宁。
上引第二条记载,除反映了起义军首先在河南中部、西部活动外,还反映了其由河南转向湖广的情形,而关于由河南向湖广转移的情形,《绥寇纪略》卷二《车箱困》也有明确的记载,它说:
贼于(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过河,遂以十二月二十二日破郧西,二十五日破上津。七年甲戌正月二十九日破房县,破保康,直走空虚无人之地,捷若风雨之至。郧抚蒋允仪束手无策,上书请死而已。楚抚唐晖又以贼之别股入枣阳、围南漳、陷当阳,护献陵、惠邸为重,留许成名、杨正芳之兵于荆州、承天,未肯援郧,郧事且日急。朝议调镇筸兵五千赴襄阳救援,镇筸恐不及数,又调施南各土司兵以足之,而贼已犯宜都、彝陵、松滋、归州,浸淫乎入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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