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得到永历皇帝承认的秦王爵衔之后,他与李定国的矛盾并未得到缓和,而随着形势的发展,两者的矛盾也在发展。永历皇帝迁到大西军余部辖区后,由于不满于孙可望日益增长的“僭逼”行为,积极介入两者的矛盾,拉拢李定国,反对孙可望,从而使形势更加复杂,斗争更为激烈。这终于导致了孙、李的彻底决裂,给清朝以可乘之机,使大西军余部的抗清事业遭到失败,永历政权归于灭亡。
永历四、五年(顺治七、八年)大西军余部占领贵州和四川南部地区时,正逢清兵向西南地区继续进逼。在四川,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占领了龙安(1)。八年(1651年)秋末起,清政府决定扩大在四川的军事进攻,又特派平西王吴三桂和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统领大军,入川征剿”(2)。到第二年四月为止,吴三桂和李国翰所率清军先后夺得了大西军余部控制的成都、嘉定、重庆、叙州等地。(3)在湘、桂、黔,驻湘桂地区的清兵于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二月,由孔有德带领,出广西河池州,向贵州进发(4)。清兵的进逼,使大西军余部不得不奋起抵抗,战争愈演愈烈。
永历六年(1652年)三月,为了抵御清军的进攻,孙可望派出了两路大军。一为派刘文秀入川,将步骑六万,出叙州、重庆。一为派李定国出湖南、广西,以征虏将军冯双礼为副手,将步骑八万,计划由武冈经全州,进取桂林(5)。刘文秀一路最初进军很顺利。八月,连取重庆和叙州,吴三桂屡战不利,率清军撤向保宁,刘文秀跟踪追到保宁。但十月保宁一战,刘文秀骄傲麻痹,吃了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最后收集少数残余,退向贵州,被罢职。李定国一路四月克黎平;五月连下沅州、靖州、武冈和宝庆。七月四日攻克桂林,清朝坐镇桂林的孔有德自焚身死。不久,又收复平乐、梧州、柳州、南宁等地。九月,挥师北上,夺得永州、衡州,十月所派北取长沙的部将略地岳州,所至披靡。另外,所派另一支部队还攻下了永新、安福,“遂围吉安”。至此,李定国“兵出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里,军声大振”。(6)
李定国出征旗开得胜,令人欢欣,但他与孙可望的矛盾,随着捷报的频传而日益激化起来,严重地影响了对清作战。
当桂林之役的捷报传到贵州后,孙可望题请封李定国为西宁郡王兼行军都招讨,冯双礼为兴国侯,并准备派人前去犒军。但未曾出征的驾前军(孙可望的护军)却产生了嫉妒心,表示不满。“诸往来使命者”,复“多增饰喜怒,谓(李)定国闻郡王封,滋不悦,曰:‘封赏出自天子,奈何以王封王!’”于是对李定国本有忌心的孙可望,这时猜忌更重了。他自贵阳率兵东出湖南,“欲夺定国兵柄”(7)。这年七月,清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抗清力量的镇压,命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兵征湖南、贵州,十月抵湖南。李定国闻讯,令屯驻长沙的部将主动放弃长沙,而后在衡州境内布下埋伏,以夹击敌人。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时已带兵至武冈的孙可望却故意破坏,密令李定国的部将违背李定国的部署行事,结果在十一月下旬的衡州之役中,李定国部虽击毙了尼堪,而从整体上无法战胜敌人,只好收兵走邵阳、退至宝庆。接着,孙可望招李定国赴武冈议事,李定国得到武冈将被孙可望杀害的密报,行至中途引兵转向广西。第二年三月,孙可望率驾前军与清兵战于湖南西南部岔路口,大败,逃归贵阳,清兵遂陷武冈、靖州、沅州、黎平等地,大掠千里。后孙可望又以刘文秀挂招讨印,领兵恢复常德,亦败归,可望令之回云南驻守。
李定国转移到广西后不久,又东进广东,从此在两广地区东西转战。永历七年(1653年)三月败于肇庆,退驻柳州。七月取高州府境内化川、吴川、信宜、石城。又率兵二万围攻桂林七昼夜(永历六年桂林被李定国攻克后,由于李定国率兵入楚,不久重陷清手),不克,闻清援兵自武冈开来,撤围而去。八年四月,兵至雷、廉,攻克罗定、新兴、石城、电白、阳江、阳春等地。五月,下高州。进围新会,十一月清兵援军大至,李定国撤围而去。九年二月,败于广西兴业,再败于横州,收余众退保南宁。
李定国自永历六年至九年的出征,对清朝打击很大。遗憾的是,由于内部分裂,最后遭到了失败,这对后人是一个极深刻的教训。
孙可望之请封秦爵和迎永历帝入境,本非从扶明政策出发,只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满足权势欲望,所以永历帝迁到安龙后,不受礼遇。一切诏命,“悉非帝出”,“可望假天子号令,行中外”,“生杀予夺,任意恣肆”(8),并“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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