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类书和丛书的编纂工作,规模大、数量多,对保存和利用图书起着重要作用。
明成祖于靖难之役后,为了笼络人心,特别是为了拉拢知识分子,组织大批人手,编成一部卷帙空前浩繁的大类书《永乐大典》,这是明代类书编纂中最突出的一个成绩。
《永乐大典》的编纂始于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在当时指定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负责此事,他在下达命令时说:
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记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1)
这为这部类书的编纂体例和指导思想作了明确的规定。第二年十一月,解缙等编成进上,明成祖为之起名“文献大成”。但不久明成祖发现内容尚多有阙略,“遂命重修,而敕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及(解)缙总之”,又命翰林学士王景等五人为总裁,翰林院侍讲邹缉等二十人为副总裁,“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2)。“与其事者凡二千一百六十九人”(3)。永乐五年(1407年),该书最后编纂成功,共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更赐名《永乐大典》”,明成祖还特为制序“以冠之”(4)。该书卷帙浩繁,总字数达三亿七千万,为任何类书所不及。
《永乐大典》编成后只抄了一部,本打算刻板印行,而以工程太大而不果(5)。后因迁都北京,该书移储北京文楼。明世宗即位后,“好古礼文之事,时取探讨,殊宝爱之”,凡遇有疑,即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皇宫内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发生火灾,明世宗即命身边的人赶快去文楼把《永乐大典》搬出去,一夜中接连传出三四次抢救该书的命令,“是书遂得不毁”。为了防备不测,这次火灾发生后,明世宗命令重录一部,“贮之他所”,其具体时间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6)。隆庆元年,重录工作完成,“当时供誊写官生一百八名,每人日抄三叶”(7)。录成的副本藏于皇史宬。正本在明末已下落不明,副本也有残缺。雍正初,副本由皇史宬移翰林院敬一亭,所缺已近二千册(8)。光绪初又丢失一些,存者仅三千余册(9)。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查点,又发现丢了许多,尚存者仅八百余本(10)。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翰林院被焚,《永乐大典》几乎尽付一炬,幸存者也多被英、美、德、俄、日等帝国主义者劫去。1960年,中华书局根据历年征集到的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1983年初,山东掖县一农民将家中放置多年、残缺不全的一册古书献给北京图书馆,经鉴定,这一册古书是《永乐大典》的两卷(真字韵门制类卷3518、卷3519)。据统计,目前散藏世界各地的《永乐大典》原本不过约八百卷,仅为原帙的百分之三略多。
类书把各种资料按类集中,为检寻利用提供了方便,但类的范畴即所包括的材料没有客观标准,这对检索仍有不便。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出现了克服这种缺点的一个办法:把常用的典故、人名、地名、事物名等,逐渐附入最通行的检韵字典之中。这个办法日益发展,逐渐形成以韵隶事的类书,唐代颜真卿的《韵海镜原》、宋代袁毂的《韵类选题》、钱讽的《回溪史韵》、宋元之际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就是这种类书。《永乐大典》正是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类书的办法,特别是直接将《回溪史韵》和《韵府群玉》当成了蓝本,采用了按韵收字,用字系事的体例。它所依据的韵目次序是《洪武正韵》。在所列各字之下,先注《洪武正韵》的音义,次录各韵书、字书的反切与解说。又用唐颜真卿《韵海镜原》的方式,并列该字的楷篆各体。然后分类汇辑与该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文词曲等各项记载。所汇辑的记载,完全据原书照抄,不改一字,原书书名和作者名,用红字写出,极为醒目。
《永乐大典》在以字系事时,办法未能统一,“或以一字一句分韵,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韵,或全录一书,以书名分韵”。这是一个缺点,但“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而得以保存下来(11)。清初全祖望首先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古书(12),乾隆时安徽学政朱筠建议从《永乐大典》中辑古书善本,遂导致了四库全书处的设立,经过十多年,共辑出古书数百种,多半刻入了聚珍板丛书,被《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达三百六十五种,附存目的又一百零六种,其中《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水经注》诸书最为有名。后来嘉庆中徐松又从中辑出《宋会要》五百卷、《中兴礼书》一百五十卷等,皆系部头极大的古书(13)。光绪中,缪荃孙也辑出了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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