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明武宗死后,因为无子可继皇位,皇太后张氏命太监张永、谷大用等到内阁与大学士们议所当立。首辅杨廷和早有准备,从袖中摸出《皇明祖训》说:“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大学士梁储等也赞成这个意见。皇太后张氏听到汇报后,予以批准(1)。由杨廷和提议而取得皇位继承权的这个人物,名叫朱厚熜,其父为宪宗之子兴献王朱祐杬,封国在安陆。正德十四年(1519年)朱祐杬死,朱厚熜十三岁,以世子理国事,正德十六年未除服,特命袭封。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至京师,在奉天殿即皇帝位,以翌年为嘉靖元年(1522年)。这便是在位长达四十五年的明世宗。(2)
在通常的情况下,新掌权的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总要做些兴利除弊的表示。而正统、景泰、成化、正德年间的多次农民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也留给统治者一些教训,迫使其不得不讲求统治术。此外,正德末年统治者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正如杨廷和所说:“各处地方,水旱相仍,灾异迭见,岁赋钱粮,小民拖欠。各边军士奏请饷需,殆无虚日,欲征之于民而脂膏已竭,欲取之于官而帑藏已空。其畿内州县及山东、河南、陕西等处‘盗贼’,千百成群,白昼劫掠。若不早图拯救,厚赐宽恤,则将来事势有大可忧者。”(3)面对这种情况,新上台的统治者更不能不有所改良。因此,在世宗上台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明朝统治者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
自明武宗逝世到明世宗即位,杨廷和总揽朝政三十七天。在这段时间里,杨廷和用颁发明武宗遗诏、皇太后懿旨和明世宗登极诏书的办法,作了不少改革。其中有:各边兵入卫京师者,俱“重赉散归镇”;革皇店;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等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并用皇太后懿旨名义收捕了作恶多端的江彬(4),时在三月十八日。当时,因“坤宁宫安兽吻”,遣江彬进宫行礼,“(江)彬礼服入,家人不得从”,因传旨捕之。江彬作垂死挣扎,“亟走西安门”,门已闭,又窜到北安门,守门人捉住他,“拔其须且尽”(5)。登极诏书解决的问题最多,“正德中蠹政厘抉且尽。所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陞、乞陞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杨廷和的上述改革深得人心,史载,明武宗遗诏颁布后“中外大悦”,明世宗登极诏书发表后,“中外称新天子圣人,且颂廷和功”。不满意者只有那些靠这种种弊政谋私利的人,“诸失职之徒衔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挟白刃伺舆旁者。事闻,诏以营卒百人卫出入”。这些人的不满,从反面说明这些改革具有一定的进步性(6)。
明世宗至京即位后,求治之心甚切,史称“求治锐甚”(7),“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8)。在前此杨廷和改革的基础上,他继续推行了一系列善政。其中主要的,按照发布、推行的先后,计有:
第一,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逮捕武宗年间为恶尤甚的宦官。其中包括张锐、张雄、张忠、于经、孙和、刘养等。明武宗在世时,张锐“居东厂”,张雄“入司礼监,招权纳贿,势行中外,(朱)宸濠前后馈送各万计”;张忠“屡以提督军务,冒功受赏”;于经“首开皇店,又于张家湾、宣、大等处税商榷利,怨声载路,额进之外皆为己有”;孙和“谋领团营,挟势取赂”;刘养“营造侵欺,公私蠹耗”。这些为害人民无异于洪水猛兽的家伙,被逮捕惩治,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9)。
第二,正德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纵内苑禽兽,令天下毋得进献”(10)。
第三,正德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革传陞官(11)。
第四,正德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停陕西织造绒服(12)。
第五,正德十六年十一月,罢广西贡香,并“谕各镇巡守备官,凡额外之征悉罢之”(13)。
第六,嘉靖元年(1522年)十月,刑科给事中张
上疏:中官出镇不足恃,“时平则坐享尊荣,肆毒百姓,遇变则心怀顾望,不恤封疆,不可不亟罢之”。明世宗不久就尽罢“诸镇守内官”(14),且“终四十余年不复设”。整个明中叶,宦官的势力一直很大,只有嘉靖朝少有降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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