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去“本生”两字的命令,在当时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风波,成为议大礼中两派斗争的最激烈的一幕。当时,詹事、翰林、给事、御史及六部诸司、大理、行人诸臣,各具疏反对,“并留中不下,群情益汹汹”。七月十五日,会朝方罢,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对百官说:“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修撰杨慎接着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
等遂遮留百官于金水桥南,声言今日不参加“力争者,必共击之”。于是九卿则尚书金献民、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时中、寺卿汪举、通政张瓒、少卿徐文华、府丞张仲贤、通政参议葛
、寺丞袁宗儒等二十三人,翰林则掌詹事府侍郎贾詠、学士丰熙、侍讲张璧、修撰舒芬、编修许成名、王相、检讨金皋等二十二人,给事中则张
等二十一人,御史则王时柯、余翱等三十人,诸司郎官则户部郎中余宽、员外郎马理、主事应大猷、司务洪伊等十二人,户部郎中黄待显、员外郎申良、主事徐嵩、司务金中夫、检校丁律等三十六人,礼部郎中余才、员外郎翁磐、主事张镗等十二人,兵部郎中陶滋、员外郎刘漳、主事汪溱、司务李可登等二十人,刑部郎中相世芳、员外郎戴钦、主事祁敕等二十七人,工部郎中赵儒、员外郎金廷瑞、主事伍余福等十五人,大理之属则寺正毋德纯、寺副王
、评事陈大纲共十一人,统统跪伏于左顺门。明世宗命司礼监太监传旨劝退,众人齐声回答:“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先后传旨两次,皆跪伏不起。明世宗于是大怒,遣锦衣卫旗校逮捕为首者,于是丰熙、张
等八人皆系诏狱。杨慎、王元正乃撼门大哭,百官皆哭,“声震阙廷”(33)。明世宗更加气恼,遂命逮捕一百三十四人下狱,另外命令何孟春等八十六人姑且待罪。七月十七日,锦衣卫请示处理在押百官的办法,明世宗下令拷讯丰熙等八人编伍,其余四品以上者俱夺俸,五品以下者杖之。于是编修王相等一百八十余人各杖有差,王相、王思等十七人俱病创,先后卒。就在这一片棒打声中,明世宗生身父亲的神主自安陆迎到北京,奉于观德殿(即奉先殿西室),“上册宝,尊号曰‘皇考恭穆献皇帝’,不复言‘本生’”。(34)
左顺门事件是“议大礼”的转折点。此后,除了个别人之外,以前争大礼的各个大臣,多“依违顺旨”(35),明世宗的主张从此比较顺利地一一付诸实现,而且由于大臣的奉承迎合,后来对明世宗生身父的尊崇典礼,连张璁等的初议也超过了。这年八月,席书奉召到京。“以孝宗考名未正,悉发诸议留中者,命礼部集议。”九月,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孝宗后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嘉靖四年(1525年)四月,光禄寺丞何渊请立世室,崇祀明世宗的生身父于太庙。席书、张璁、桂萼都不同意这个意见,他们认为朱祐杬没当过皇帝,不宜入太庙,入则干犯皇帝的统系。为了使明世宗便于接受,他们提议,另建一庙,使其规制优于观德殿,而后将朱祐杬的神主迁去,以便“尊尊亲亲,并行不悖”。明世宗同意这个建议。嘉靖五年(1526年),世庙建成于太庙之左。嘉靖十五年(1536年),明世宗认为“世庙”之名不妥,改称“献皇帝庙”。嘉靖十七年(1538年)七月,明世宗又让大臣讨论在太庙祭祀朱祐杬的问题。九月,尊朱祐杬为睿宗,祔于太庙。(36)
关于朱祐杬的尊崇典礼,明世宗君臣前前后后争论了一二十年。这件事情本身,意义并不重大,不过是礼文末节。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大臣们的争权夺利,对于明朝嘉靖年间的政治有不小的影响。杨廷和坚持让明世宗“考孝宗”的原因,史无明言,但分析当时的情势并不难寻觅。他是武宗临终的顾命大臣,尊崇孝宗、武宗系统的地位,对他显然大有好处。而相反,朱祐杬的地位抬高起来,对他来说则具有抵消或掩盖其顾命大臣作用的不利影响。可见,杨廷和与明世宗关于“大礼”的意见分歧,实包含有首辅与皇帝争权力的内容。明世宗之力主给予其父以最高的尊崇,除了人情的原因外,也是为了压一压杨廷和这个在当时身居首辅、居于顾命大臣地位、因而权力极大的人物。那些依附明世宗的意见、与杨廷和相抗的人物,都是一些地位不高的中下级官吏,有的甚至是被罢官或其他失职之徒。他们参与这场争论,大体说来,就是要乘机改变自己的地位。这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明史》称之为“诸希宠干进之徒,纷然而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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