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一般认为创始于东汉,到晋代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宗教体系。道教产生后,封建统治者就利用它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农民起义的领袖,也曾利用道教作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并用其教义作为发动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宋代时,理学家们则吸收了道教关于宇宙生成和万物化生的观点来充实儒家学说。道教从事炼丹想长生不老成仙得道的做法,自然是荒谬的,但他们在冶炼中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对我国古代化学、医药等有关学科的发展,曾起过不小的影响。
由于道教长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流行,文学艺术也受到了它的不小影响,诗歌、小说、戏曲等都有反映道教神仙思想的作品。文学艺术的传播,扩大了道教在社会上的影响,有些道教故事演绎为人们熟知的成语,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脱胎换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等,直到今天还是人们常用的口头语。
明朝统治者也利用道教来为巩固其统治服务。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与群雄角逐时,就利用道人周颠等人来为他编造神话,倡言“天上无他座”,意谓朱的对手在天上无座位,皇帝的宝座必定属于朱元璋。朱元璋亲自为其撰写《周颠仙传》来加以表彰。
洪武十五年(1382年)京师置道录司,在地方上,府州县分别设置道纪司、道正司和道会司,掌管各级道教事务。但朱元璋对道教的热情还是有限度的。洪武元年,张道陵四十二世孙、龙虎山正一派的张正常来贺即位,朱元璋认为用“天师”的称号不适宜,说:“天有师乎?”便去掉了元朝封赠他的“天师”之号,改授“正一嗣教真人”(1)。朱元璋对道教所宣扬的迷信思想,认为“诞妄不可信”,要他的臣下“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2)
明成祖朱棣崛起于北方,因此对北方之神真武大帝进行吹捧,并大规模兴建武当山道观。但朱棣对道教长生不老的说法并不相信。他和其臣僚谈及这一问题时说:“人能清心寡欲,使气和体平,疚疾自少。如神仙家说吐纳导引,亦只可少病,岂有长生不死之理。”(3)《明通纪》载:永乐十五年(1417年)有人进丹药方书,朱棣斥责说:“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服之,方书亦与毁之,毋令别欺人也。”
明世宗朱厚熜笃信道教,这使嘉靖时期道士相当活跃,宫廷里设斋打醮、乌烟瘴气。但嘉靖时期道教的兴盛,只是因得明世宗宠幸而形成的,它并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士大夫这个知识阶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一种宗教的盛衰与是否取得士大夫的拥戴关系极大。而道教,自元朝以后,日益注重设斋打醮,士大夫视其为粗俗不堪,认为其“盖源于古之巫觋,与老子殊不相干”;“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为世之害”(4)。因此,道教在没有士大夫阶层充当其社会基础的情况下,也就没有长期稳定发展的条件,它的兴盛也就只能是暂时的现象。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服丹药丧命。明穆宗朱载垕即位后,“方士悉付法司治罪,罢一切斋醮工作”(5)。从此,道教势力日趋衰落。但它在民间仍有市场,如斋醮祈禳、禁咒画符、印剑镇妖、占卜扶箕、祈雨止风、镇宅镇墓等等活动,仍在民间长盛不衰。
佛教自东汉传入,到魏晋南北朝时已在我国广泛传播,佛经的翻译与研究日益发展。到隋唐时遂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宗派。佛教思想对社会上各阶层人们的生活都有影响,在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领域都有它的反映。尤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更为明显。
明王朝建立以后,年轻时当过和尚的朱元璋,对于佛教有意加以扶持,并利用佛教来为他的封建统治服务。洪武元年(1368年),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管领佛教。洪武十五年建立僧官制度,于中央设僧录司,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和觉义等僧官,由礼部任命(6)。朱元璋“诏天下沙门讲《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命宗泐、如玘等注释颁行”。(7)
从表面现象看,朱元璋为了宣扬佛教确实是忙乎了一阵,其实他自己并不相信这一套。他曾说:“佛天之地,未尝渺茫,此等快乐,世尝有之”;“为国君及王侯者,若不作非而为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8)。他认为他这个国君和勋贵王侯所处的富贵享乐生活,就是“佛天之地”,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王朝长久地保持下去。他之所以宣扬佛教,乃是因为知道它能“暗助王纲”(9),即能帮助他巩固封建王朝。
明成祖朱棣靖难之战,曾以和尚姚广孝为谋主。他对佛教也采取积极扶持的态度。永乐时,“京师聚集僧道万余人,日耗廪米百余石”(10)。朱棣在南京建筑报恩寺,“役囚万人”。为便于行脚僧人的活动,他又专门下旨,要礼部出榜晓谕:“该行脚僧道,持斋受戒,凭他结坛说法。有人阻挡,发口外为民。”(11)朱棣亲自撰有《神僧传》九卷,共列二百零八个僧人,始于东汉迦叶摩腾,终于元代胆巴,可见他对佛教的重视。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