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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从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至1644年闯王进京、朱由检煤山上吊,明朝前后历时二百七十六年;如再包括南明,则达三百多年。这在我国古代史上是属于国祚较长的一个朝代。由于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交往诸方面的显赫成就与深刻的经验教训,使之在我国封建社会内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当我们叙述完明朝的历史后,不能不思绪万端。篇幅所限,使我们不能尽抒胸臆,在这里仅述数端,以作结语。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里的“天”,如果按照唯物论者的解释,把它作为客观规律的代称,那么这句古语就是从宏观的角度道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不管是什么人,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办事,才能获得成功,才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推动作用。这个真理,在世界历史上和中国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地得到证明;而明朝的历史,尤其清楚地向人们作了证明。就以朱元璋的历史活动为例,从总体上讲,朱元璋无疑是一个获得极大成功的历史人物,而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他在群雄并起的元朝末年,既削平了群雄,又推翻了元朝,在中国大地上重建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统一政权。他为什么能够建立这一历史性功绩?显然是由于他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元朝末年,以蒙古贵族为核心的封建政权的黑暗统治,造成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局面,当时群雄之所以一时并起,根源即在于此。而要解决这时的混乱状态,就只有在消除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两种矛盾之后,才能奏效,这也就成了当时强烈的时代要求。通观这时的元朝政权和朱元璋以外的各地群雄,都没有能提出符合这一时代要求的政策,而只有朱元璋做到了。他起兵不久就支持农民反抗地主夺取土地的斗争,这有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在北伐中原、向设在大都(今北京)的元朝中央政权作最后冲刺时,他又发布告北方人民的檄文,号召汉族各阶层人民“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对蒙古、色目人则宣布“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这对解决当时的民族矛盾起了积极的作用。朱元璋所以能够削平群雄、战胜元政权的奥秘就在这里。

朱元璋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为明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订立了完备的制度、法令与章程,但这些制度、法令与章程在其后各个继任者中执行情况并不相同。这就牵涉到人治与法治的问题。人治好,还是法治好?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看来,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好的章程、法规,而没有一个善于执行这些章程、法规,在国民中享有极大威信的当权人物,是不能把国家治理好的。反过来,只有一个理想的当权人物,而没有相应的比较健全的章程、法规,同样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对于这一问题,明朝历史也生动地作出了说明。让我们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为例。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这一制度在对付人民群众方面的功能,诚然是不足称道的,但它将统治阶级的权力,尽可能地集中在皇帝手中,削弱了文官武将、地方势力的力量,使统治阶级内部的任何臣民都无力与皇帝对抗,因此也较好地担负起了防止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叛乱、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从这一角度讲,它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当时的这一制度的积极作用,只有在皇帝是比较有作为的当权者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发挥,否则就起不了作用。比如,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倦勤怠政,结果使得宦官的权势大大发展,出现了汪直等有名的权势显赫的大宦官,时有“今人但知汪太监”之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限制皇帝之外的其他统治阶级人物手握大权的功能,被大大降低。再如天启年间,由于明熹宗非常昏庸,造成了大权旁落于著名宦官魏忠贤手中的局面,文武大臣和地方官吏纷纷向魏忠贤献媚,为其所造生祠遍于各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限制皇帝之外其他统治阶级人物手握大权的功能,再一次被大大削弱。而嘉靖年间,情况与上述两个时期截然相反,皇帝朱厚熜在宦官问题上头脑甚为清醒,对宦官控制甚严,犯罪者“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明史》“宦官传”一),从而使得这时的宦官皆小心谨慎,不敢越权行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限制皇帝之外的其他统治阶级人物手握大权的功能,因之没有受到宦官的任何影响。以上所举各例,虽然都仅限于宦官势力消长一个领域,但它们在说明为了要把国家治理好,好的章程与好的当权者必须同时具备上,却是十分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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