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明神宗怠政与缺官严重之外,明神宗掌权后朝政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明神宗往往不顾封建统治规范任意行事,从而遭到敢言直谏的朝臣的反对,朝臣之间由于皇帝怠政,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而自成派别,争斗不已。
张居正当政时权力很大,表面上看来大部分官吏对之唯命是从,只有少数官吏敢于与之相争,而在官员们的内心里,则对其专擅不满的情绪日积月累,所以那些敢于与之相争的官吏,虽然遭到了严厉的惩罚,但声望反因之大大增长。这种情况使讲气节、敢诤谏越来越成为受人推崇赞赏的品德。明神宗打击张居正、冯保时,鉴于任职的上层官吏多是张居正所提拔起来的,“阴相庇”(1),只有一些低级官吏,如李植、江东之、羊可立等肯挺身而出,“发其奸”(2),因此,明神宗对这些敢言的低级官吏,大加提拔。同时,张居正当权时因反对张居正而被处罚的官吏,也纷纷得到重用。这样,言路大受鼓励,“争砺锋锐”,敢言直谏的风气更为高涨(3)。不久,明神宗大权在握,不仅不再需要矛头向上的谏诤,相反,对之深感厌烦,于是又转过来压制群臣的上言,这成为他当政时期对臣下上言的基本态度。然而,群臣谏诤的风气既已形成,明神宗的压制并不能奏效,反而是越压越谏,特别是比较正直的官吏尤其如此。当时明神宗对一般政事懒于过问,而对适合其心意的事情却是十分积极的,这些事情又往往与一般的封建统治规范相冲突,不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所以,这种事情一出,就会招致许多臣僚的反对,谏诤纷纭而起。
以上所说明神宗掌权后臣下谏诤风气甚盛的情形,是这时的主流。同时还有支流。随着张、冯之遭到严厉打击,以大多数首辅为代表的高级官吏被明神宗镇服了,他们对于明神宗的旨意,一般是委曲顺从的,当明神宗执意要干违背封建统治规范的事情时,他们虽然有时也说些劝阻的话(其中有时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但斗争极不得力,经常动摇,常常以向明神宗屈服而告终。这使真心谏诤的官吏与他们产生了矛盾,两者不断发生摩擦。久而久之,朝中形成了以顺从明神宗的高级官吏为代表的和以敢言直谏的官吏为代表的两大派别。两大派别的斗争,除了围绕着明神宗的某些作为展开以外,也往往围绕其他问题(其中有的不仅仅是是非之争,各自的利益也夹杂在内)而进行。以气节自负、敢言直谏一派所主张者,有时难免过于激烈,门户之见也不无影响,但大体上说,是比较进步的,较为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派中也难免有投机分子或立身行事不太端正者加入其中,但其中的大多数比较正直,关心封建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因此,这一派可称为正直派。另一派所主张者,不能说没有合理的部分,但其中谋私的成分占相当的比重;这一派官吏,也不能说没有人品较好者,但其中邪恶势力相当多。所以,这一派历来有“邪党”之称。两派的阶级属性,史学界说法不一,比较稳妥的说法,应是分别称为地主阶级中的比较进步的势力和地主阶级中的腐朽势力。
从基本倾向看,明神宗对阿顺其意的一派是比较支持的。但也不尽然,为了不让臣下权力过大,以免影响其对大权的独揽,他有时故意给阿顺自己的一派找点麻烦,而对其对立面给点支持,使两大派的势力互有消长,谁也不易彻底战胜对手。另外,由于明神宗怠于政事,两派互相弹劾的奏章往往不经明神宗过目就被存放起来,两派的争论得不到及时的裁决,这也使两者在斗争中难分胜负,长期处于混战状态之中。不过,不平衡是世间一切事物的共同规律,上述两派的斗争尽管难分胜负,但不可能永远势均力敌。从大体趋势看,最初占上风的是以气节自负、敢言直谏的正直派;而到了万历后期,则逐渐变成了另一派占优势的局面。另外,明代大臣被科道官弹劾后,为了表示自己不贪恋官位,一般会自动离职,而万历后期,明神宗不理朝政的情况空前严重,从而使这种自动离职的事情出现后,得不到制止,而愈演愈烈。因此,当时科道官的气焰极盛,朝中高级官吏反而为他们所摆布,这导致这一时期在政争中占优势的邪派势力并非以首辅为主,而是以该派的科道官为主导。还有,相互斗争的两大派,因为籍贯地域等缘故,内部又各自分成若干集团,这便出现了若干不同名目的党,两大派的斗争也便多被称为党争。
以下按时间顺序,以几件大事为中心,将明神宗违背封建统治规范的作为、群臣的谏诤,以及官吏中两派角逐的具体情形,作一简略的叙述。
万历时期政争上的一件大事是所谓“争国本”,即朝臣们要求明神宗早日确定皇长子太子地位的谏诤。这是朝臣们与明神宗不顾封建统治规范任意行事作斗争的一项活动。这一活动持续时间很长,对当时的政局发生了很大影响。“争国本”活动产生的原因,是明神宗不喜欢为他生下第一个儿子的妃子王氏,而宠爱为他生下第三个儿子的郑贵妃,有意在继承人问题上废长立幼。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