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制度并不是王守仁的创造,它是一种利用宗法制度,以“社会公约”的形式把乡族中的人们组织到“公约”中来。我国封建社会贵贱上下的等级制度,是与宗法家族制度的尊卑亲疏关系密切结合的,两者形成了严密的封建统治秩序。封建社会后期,宗法制度也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而演化着。宋代以后,族谱、家规、乡约等大量出现。宋明理学家就利用这种形式来推行他们的理学思想。程颐竭力主张要有严厉的家规家法。朱熹每到一个地方做官,就用宗法制度的形式推行封建礼教。封建统治者也十分懂得利用宗法制度去巩固自己的统治。如明初建立的里老制度,也与宗法有关,当时“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恶则书之,以示劝惩。凡户婚、田土、斗殴常事,里老于此判决”(50)。《明律集解》也载:“州县各里皆设申明亭,里民有不孝、不弟、犯奸、犯盗,一应为恶之人,姓名事迹俱书于版榜以示惩戒,而发其羞恶之心,能改过自新则去之。其户婚田土等小事,许里老于此劝争解纷。”
王守仁的《南赣乡约》,就是综合了上述的形式和内容制订出来的。南赣乡约由约长、约副主持其事,由同约中推“年高有德”、“家道殷实行止端庄”一人为约长,两人为约副。除此以外,还有约正、约史、知约、约赞等名称。(51)
《南赣乡约》的主要内容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通过“彰善”、“纠恶”,使老百姓达到修身、齐家、“致良知”的境界。王守仁虽然认为人人皆有良知、人人皆可以为圣人,但统治阶级的“圣人”,与被统治的劳动人民,为人欲所蔽的情况是不同的。他认为统治者“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也就是没有人欲的蒙蔽,“自不消磨刮”;“而常人之心”则像一面“斑垢驳杂”的镜子,“须痛加刮磨一番”,才能恢复“良知”、“天理”(52)。等而下之,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的“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其动于私,蔽于欲,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53)。王守仁所谓的“动于私”、“蔽于欲”,就是指劳动人民有争取生存的欲望;所谓的“狀物圮类”、“骨肉相残”,就是指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战争、诛杀地主分子的行为。王守仁从镇压农民起义中得出教训,感到仅仅把农民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革心之诚,复遗患于后”(54),必须“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但“扫荡心腹之寇”并不是那么容易见效的,这是因为“天理”、“良知”等,原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说教,现在要劳动人民在饥寒交迫中恢复良知,“洗心涤虑,永为良善”(55),心甘情愿地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当然难以做到。所以王守仁深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56)。但王守仁可称得上是一个知难而进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为了“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苦思焦虑“破心中贼”,《南赣乡约》就是他在这一方面努力的产物。
《南赣乡约》规定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准绳,凡是遵守封建道德、封建法规的,称为“善”,就要进行表彰;反之就是“恶”,则要纠举。这种“彰善纠恶”、去“恶”从“善”的做法,是王守仁所宣扬的“修身”、“齐家”、“致良知”学说的具体运用。
《南赣乡约》的再一个内容是调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不使之激化。明朝中叶,江西、福建、广东交界地区,人民不断聚众起义,“凡在虔楚闽广接壤山泽,无非贼巢,大小有司束手无策,皆谓终不可理”(57)。广西少数民族人民也不断起义,形成所谓“广西民三而贼七”的情况(58)。当这些地区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王守仁采取了调和阶级矛盾的方法,把参加过起义的农民称之为“新民”,为了使他们不致生活无着而重新造反,就“分拨田土,令其照例纳粮当差”,或“置买耕牛农器,分给农民”,使他们“洗心涤虑,永为良善”(59)。一些在农民起义中遭到打击的“仇家”,往往挟仇报复,向“新民”榨取财物。于是王守仁就“拘仇家当面开释,各安生理,毋相构害”(60)。从而缓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使社会安定、地方安宁。
王守仁把镇压农民起义中实行阶级调和的经验,作为《南赣乡约》的主要内容之一。他说:
往者新民,盖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岂独其性之异,其人之罪者!亦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尔父老子弟所以训饬于家庭者不早,熏陶渐染于里闬者无素,诱掖奖劝之不行,连属叶和之无具。又或愤怒相激,狡伪相残,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恶,则我有司与尔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责。
王守仁指出,农民起义并不仅仅是他们性情“恶劣”的缘故,也是官府“治之无道,教之无方”和地主阶级“愤怒相激,狡伪相残”所造成的。因此,王守仁“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调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要“尔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旧恶,而不与为善”,“毋得再怀前仇,致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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