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心外无物”论紧密联系的是“心外无理”论。王守仁进一步发挥了陆九渊“心即理”的论点,否认心外有理。他批评程朱一派理学所以错误,就在于“析心与理而为二也”。他说:“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30)他认为:“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31)
王守仁所讲的理或天理,主要是讲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他说:“礼字即理字”。(32)“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始终是这条理,便谓之信”。(33)很明显,王守仁所谓“理”,即为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而这种封建道德是存在于心的,是人人头脑里所固有的。实现封建道德,关键在于自己主观上去努力。王守仁对此进行论证说:“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他自己肯定地回答,不存在心外之理:“心即理也”。“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34)他并进一步论证说:“忠与孝之理,在君亲身上,在自己心上?”“假而果在于亲之身,则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欤?”王守仁反复论证封建道德是人人心中所固有的,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5)王守仁所论证的忠孝等封建伦理道德,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与家族制度所决定的,而封建的政治制度与家族制度则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在所谓“亲没之后”,家族制度宗族血缘关系依然存在,自然仍有孝亲思想。
在认识论上,王守仁提出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致良知”的学说。“致良知”,是王守仁所创学说最基本的理论,他说:“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36)王守仁认为人人都有良知,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37)“良知”即是“天理”,从社会政治方面来说,即是封建伦理纲常。“致良知”的“致”,是指人们克灭私欲的认识和修养功夫。通过“致”,使“良知”得以明白或恢复,即“存天理,去人欲”,也就是使得人人都能按照封建伦理纲常去行事。
王守仁为了宣扬他“致良知”的学说,还把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说纳入他的“致良知”学说的体系之中。王守仁说:
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也。(38)
王守仁把“致知格物”完全作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解释,他所说的致知格物,不是探求客观事物的客观规律,只是把人心中固有的天理贯彻到客观事物中去。这和他主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是完全一致的。
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王守仁在主持贵阳书院时,始论“知行合一”之说。王守仁在“知行合一”说中着重强调了封建道德付之实际行动的重要性。因为自朱熹提倡“知先行后”学说后,在封建士大夫中间逐渐形成了知而不行的弊病。南宋时陈亮就提出了批评,说:“自道德之说兴”,“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39)。到王守仁生活的时期,这种崇尚空谈、不务实际的情况,更是弥漫充塞于官僚士大夫中间。所以王守仁说,他的“知行合一”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为此补偏救弊之言。学者不著实体履,而又牵制缠绕于言语之间,愈失而愈远矣”。因此,王守仁特别强调“知行合一”,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为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头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40)
王守仁“知行合一”说,在强调知与行的统一、行是人们有目的的活动以及人们的认识来自践履等方面,有其正确的含义,但他把“欲行之心”的意识认作为行动的本身,所谓“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这样就混淆了知行的界限。王守仁虽然想强调行的重要性,结果却成为以知代行,歪曲了真正的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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