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92年,市政府终于下决心拓宽这条马路,两边的房屋拆的拆、削的削,老百姓当然没有置喙的余地。我们的房屋在三叔公的房屋里面,不受拆除的威胁;而三叔公的房子沿着这条路,就首当其冲,被削掉三分之一。
工程开始了,所用的工人都是外地盲流到上海的民工。他们原来只是农民,毫无筑路的经验,有时连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政府又不对他们进行培训,再加劳保设施太差,所以伤亡事故不断发生。很多起严重事故就发生在我们家门口。比如:有一次挖土时,民工把煤气管挖破,引起爆炸,当场炸死两人,重伤十多人;煤气火焰高达两层楼,幸亏周围的房子已经拆除,没有酿成火灾。另一次,民工把大口径的地下污水管砸破,污水外冒,又有工人当场中毒;一霎时,沟水泛滥,马路顿成泽国。工程的经费又经层层克扣,中饱私囊,于是建筑材料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打桩的钢丝由五根改为两根,加固用的钢板长短、阔狭都不符合规格,造成施工时地面严重震撼,地层移动、走样,两边的房屋开始受到影响。
一开始,我只感到像地震一样,房屋日夜震个不停。一天半夜,突然一声巨响,我以为房子倒坍了,起来一看,原来卧房内厕所的墙裂了一道大口子。这条口子从三楼一直裂到底层,从房内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以后,房子上的裂缝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终于成了危险房屋。
另外,从1993年2月开始,因为施工的关系,下水道堵塞,阴沟里的污水无法排出去,我家的小花园就积起了污水。从花园里,污水又通过地板下的通风口流到房屋下面,于是阵阵恶臭从地板下面透到房间里来。路上的排粪管也由于野蛮施工而被弄断,整条弄堂粪便横溢,黄金铺地,臭气冲天。全弄堂只有一架抽水机,抽了前弄,后弄就涨满;抽了后弄,前弄就涨满。一到晚上,工人下班。抽水机一关,第二天又水满金山。我们家的厨房里都进了粪水,只能搭跳板走路。我的媳妇、孙子去工地指挥部办交涉、送香烟,总算在我家花园里放了一架抽水机日夜不停地抽,才解决了涨水问题。但我搬回去后逐渐种上的花木却大多已被淹死了。原来两株梧桐树一到夏天浓荫满园,葱绿可爱,现在这两株梧桐也都死去。我丈夫心里非常不快,他觉得是不好的征兆。
在客厅吃年夜饭(墙上挂着清代潘世恩梁同书写的“寿喜”二字)1964年
上海江苏路200弄22号故居(摄于1996年前后)
杭州书画家王小楼画的另一幅“依然静好楼图”
针对这样的情况,我的小儿子就把房屋损坏的情况一一用照相机拍下,加上说明,复印数份,分送有关单位。他们都无话可说。另一方面,我们也把这情况告诉了在澳洲的子女。我大儿子很是担忧,连忙打长途电话来问情况。这时,正好台湾《中央日报》上登出台北一工程公司因施工不妥引起一栋四层楼民房倒坍而受法办的消息。大儿子就把有关报导和报上的消息复印下来,又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信,分寄市、区和工程指挥部,要他们严肃处理我们房屋受损的事故。这样一来,总算引起了他们的重视。不久,一个由几方面组成的小组就来我家调查。他们认为虽然房屋严重损坏,但还不至于到倒坍的地步。市房屋勘测机构决定专门成立一个工程师小组,负责拟定一个修复方案,答应待工程一结束即开始修缮我们的屋子。
马路到1993年9月完工通车,10月,工程小组就来我家商量修理房屋的事。不久,派来了一个二十人左右的工程队,再加一个年纪很轻的陈姓工程师做监工。工人们在我们院里搭了工棚,把没有被水淹死的花草全部铲除得一干二净,两棵死的梧桐树也被他们锯断做成了桌椅:于是,我的花园就彻底被夷为了平地!
修缮工程是以承包的方式来进行的,所以免不了上下其手、互相勾结、逐层克扣、偷工减料。我小儿子每天回来总仔细检查一天的工程情况,发现他们做的跟合同上说的不一。比如:原来讲好整栋房子用钢丝网包裹起来,外面再涂水泥。结果,不但包裹用的钢丝网的规格降低了,而且只包了裂开的部分,没有包裹全部外墙。小儿子跟工头和工程师交涉,他们只是嘻皮笑脸地采取敷衍态度。我们怕把关系弄僵最后可能还是自己吃亏,只好委曲求全。本来讲好全部修理工程在一个到一个半月内完成,结果拖拉了三个月。上海十一月已经很冷,寒流来时冷到零度以下。我们就这样在窗户没有玻璃、厕所没有马桶、尘土满地的屋子里住了三个月。那张“文革”之后请人重画的“依然静好楼图”又被修房工人扔到地下、踩在脚下损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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