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了几年蔬菜都不成功,我就不再种了,只种花草树木。我在附近花店买了墨笔花(一种深紫色的玉兰花)、栀子花、蔷薇花、石榴花、雁来红、菊花。在书房窗外,我种了一排玫瑰;在园中一块水泥地边上,我也种了一排玫瑰;再在泥地上铺了方砖的小路,大家就可以在园中行走观花了。我趁去杭州娘家之便,带回来几支小竹和一丛芭蕉,种在东西两边墙脚。经过几年布置,园里一年四季就都可以有花儿看了。
我丈夫的朋友介绍了一位有经验的花农,每月到我家来一两次,替我的小花园施肥、松土、除草、修枝。这花农自己在上海郊区有一个规模不小的苗圃,出售各种花木盆栽。每次来,他都传授给我一些花木的知识。比如:他说,过年时放在房里的水仙花晚上一定要脱水,因为水仙晚上长叶白天长花;果树的果子不能留得太多,否则营养耗尽,明年果子就不好了。他还说,豆类不能浇太多肥料,否则会长叶不长实;而花木则浇水不宜过频,宁干勿湿。干尚可补救,湿就无可挽救了。
我们在这栋房子里住了十五六年,孩子们都一个个长大成人,进了大学、做了工作。虽然也有不愉快的时间,但总的来说可以说还是太平无事的,倒与“依然静好楼”的名称名实相符。
不意1966年,一个晴天霹雳,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无产阶级”,不久又扫地出门,住进了附近一间朝北的后间!那幅已经一百多年的“依然静好楼图”,当然给红卫兵撕得粉碎,不知去向了。那时人命都难以保护,谁都不会去可惜一张没有生命的画的。
这样又过了十五年,直到“四人帮”打倒,政府落实政策,我们几次向区政府要求发还老屋,最后才得以搬了回去。那时,老屋已做了警察局。政府先让住在三楼的警察局马局长一家搬出去,让我们回家。楼下仍是警察办公和住宿之用。又过了几年,终于整栋房屋都还了我们。不少认识与不认识的好心人看到我们房子发还,重回老屋,都在路上为我们苦尽甘来、平安无恙表示祝贺。
那时,我大儿子已在澳洲定居,第二个儿子和女儿也在外地成了家,家里只有我们夫妇和小儿子一家三口。五口人住这样的房子的确太大,而且十多年中房屋未加修缮、保养,现在要大修起来真需要不少人力物力。许多人见我们房子发还,都劝我们把房子卖掉或者出租。我心想:十五年前,我们被迫扫地出门,今天皇天有眼,否极泰来,重回旧居。我家不但没有缺少人口,反而添了四个第三代,所以应该在老屋内重新享受团聚之乐。何况我们又不缺少钱,何必去卖房子?这样一想,就决定不卖。
我丈夫请当代杭州一位年已八十六岁的老画家王小楼补画了一张“依然静好楼图”,又请九十六岁的老词人徐曙岑先生(注8)题了长跋,说明老屋失而复得的经过,还挂在原处。
注8:徐曙岑(1893-1988),即徐行恭,我丈夫的忘年交。字颙若,号曙岑,别号竹间。杭州湖墅人,善行楷,工诗词。藏书万卷,所著有《竹间吟榭集》十卷。姜亮夫先生曾称之为浙东名宿,一代词宗。民国初年,徐行恭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任第一司司长,兴业银行行长、杭州市商会执委、浙江省文史馆特约馆员。
老屋虽然全部发还,但里里外外已经面目全非了。首先映入我眼里的是花园又回到初买的时候那样一片荒芜。所有原先的花木都不知去向,只有原来种在墙边的两株小棕树已长得二层楼高。此外还多了两棵梧桐树,也有二层楼高。邻居告诉我们,所有的花木在文革之中都被房管处擅自挖去给公园或宾馆派用场去了。那两棵梧桐是警察局种的,几年工夫竟也长得那么高了。
房子本身虽然没有墙穿地裂,但暖气炉、纱窗、煤气灶、热水炉等等设备都给房管处拆去。原来四五个厕所里的马桶、水兜、浴缸和房间里的吊灯、电扇,有的拆去,有的打破,有的弄坏,有的换了质量很差的次品了;连门的把手和绞链都弄得七零八落。墙上、门上还有红卫兵用墨笔写的口号:“砸烂狗头!”“造反有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打回老家去,原地闹革命!”等。当时上海发还的房子十栋有九栋处于这样的状况。本来,我想自己请人来大修一下。丈夫觉得一则,太麻烦;二则,谁都难保以后不会再来一次这样的浩劫,我们何苦去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傻事;三则,让这些标语、口号留些在墙上给大家看看红卫兵当年的行为也没有什么不好。于是,只作了小小的修理,就这样得过且过地将就住着。
谁知这么住了十个寒暑,果然又遭了厄运,这次是因为修马路。我家门前的马路原来是一条不宽的小路。五十年代初我们刚搬去时,那条路十分安静,只有附近一所很著名的女校中西女中(后来改名为“市三女中”)上下课时才热闹一些。后来,上海人口密度越来越大,我们门前的路上开始行驶起公共汽车来。起先是一路,后来又增加了一路,变成行驶两路公共汽车的大路。再到后来,路上大卡车也越来越多起来。从我家门前那条路可以直通浙江、安徽等省,成了省际间的主要通道。尤其是晚上,运输大卡车一夜不断,我们会被车声惊醒多次。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