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楼朝南两间中,大的一间做我丈夫的书房兼会客室。另一间做餐厅。大家庭原来有一堂古旧的清朝紫檀木客堂陈设,有大圆桌、供桌、香案、十张太湖石镶嵌的太师椅和茶几,共二十多件,体积很大,重量惊人,又占面积。出屋前,两位叔公都主张贱价出卖。我丈夫很喜欢这套古色古香的家具,就提出由我们来承购。两位长辈说:“既然你们赏识,就拿去算了。”我请了十几个搬运工人分几批才好不容易把这套家具放进我们楼下的餐厅,竟然好像定制的一般,大小正好合适。原来在大家庭客厅里正中还挂了清代大书家梁同书(注1)和潘世恩(注2)用珊瑚洒金笺写的“福”“寿”两个高一二米的大字,每幅都配有紫檀的框架,现在也随家具一起拿来,挂在正中墙上,大小、高低一分不差,真是天造地设!
底层朝北的一间就做佣人房间。客厅朝南是两扇落地玻璃门,开出门去是一个大走廊,我们夏天有时就在走廊里乘凉、吃饭。走廊下面就是一个小花园。我们搬进去时,那园子基本上是个荒园,只种着十几株丝瓜,蔓延在地上。我们搬进新屋的日子正是“九·一八”,丝瓜都已成瓜蒌,总有四五十只吧,有手臂那么粗。
我们搬家的当天早上,我丈夫从老屋离开去上班;傍晚,他下班回家,我已把新屋全部安排、布置好了。他很称赞我能在一天之内将那么大的一栋房子安排好。那时我年轻,也有临时雇佣的男佣人帮忙,所以当然能那么快做好。
抗战时,我丈夫的老友朱孔阳先生(注3)送给我丈夫一幅清代中叶杭州书画家陈豪(字兰洲)(注4)画给当时杭州著名大收藏家汪小米的立轴,名“依然静好楼”。陈豪就是后来著名的民主人士陈叔通先生(注5)的父亲。这幅画是纪念洪羊兵燹(注6)历劫无恙而送给汪小米的,画上有长篇题跋。现在我丈夫正可以把它挂在三楼房里,我们的那栋房子也就叫作“依然静好楼”了。他数十年中陆续刊印的各种古典诗词集的总名也叫“依然静好楼所刊书”。
注3:关于朱孔阳,详见本书第40章《一位朱先生和三位朱师母》及附录《云间朱孔阳轶事》两篇。
注4:陈豪(1839—1910)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字蓝洲,号迈庵、墨翁、止庵、怡园居士,同治九年(1870)优贡生,官湖北汉阳知县。光绪三年(1877)知房县。是陈汉弟和陈叔通先生之父。工诗及书法,学苏轼。 画山水,用墨干湿并举,意境超逸,神似戴熙。又能画花卉,有更深工力,设色运笔,能得罗南河的神韵,不仅貌似,人们以为浙江画家,自奚冈、黄易之后,当以豪为第一。著有《冬暄草堂诗集》,传世作品有《苍松图》轴,现藏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保管所;光绪二十年作《暗香疏影图》,轴藏故宫博物院。(摘引自“百科百度”)
注5:关于陈叔通,请参见本书第8章《褚先生》注5。
注6:洪羊兵燹,即太平天国之乱。
我们新居的弄堂很短,人家也不复杂:前面半条弄堂就只有我们和我三叔公家两栋房子,占据了全弄堂的一半。后边一半有五栋单开间三层楼的、小一点的房子,都是租用的,一共大约住了八九家人家,人口很简单。在这八九家人家中,孩子大约共有八九个,有的比我的孩子稍大,有的则稍小。再加上我三叔公的孩子,全弄堂总共大约有近二十个十五六岁以下的孩子。他们见我家地方大、人口少,我也态度和蔼,于是都来我家玩耍。那时上海治安好,我家大门终日敞开,孩子们进进出出,从来没有出过事情。
那时,我的大儿子喜欢当小老师,让其他孩子坐在小板凳上听他上课。我觉得这是有意思的游戏,既不会闯祸,又有教育意义,于是就去买了小黑板、粉笔来给他们用。想不到大儿子后来竟真的做了一辈子老师。那时上海通行玩康乐球,我也去买来给孩子们玩。家里的儿童书本来就看不完,所以全弄堂的孩子们都喜欢来玩儿。我看了也觉热闹、可爱。
孩子渐渐长大,他们不再玩老师和学生的游戏了。大儿子喜欢做模型和化学实验,我就把底楼到二楼之间的亭子间让给他做劳作间。他常带同学回来做飞机、轮船、房子等模型。
第一年一搬进去,院子里的丝瓜都老了,我把它们全部采下来,堆在走廊的角落里,一大堆。邻居小孩看见了,争大论小,各自捡了一根,拿回家去了。我看见了连忙阻止他们,说我家也要的,但已经少了一半。第二年春天,我把院子里的杂草都拔掉,托亲戚绍大(注7)代购了几件农具。我把地一点点开辟出来,再去附近的花店买了黄瓜、茄子、番茄等瓜果的秧苗来种下。那时门口常有花贩子挑了花木来叫卖,我就买了一株腊梅花,一株白丁香、两株棕榈树和两株香椿树。香椿树的嫩叶可以拌豆腐,我丈夫很喜欢吃。
注7:关于绍大,有专章详述,可见本书第44章《阿苏和绍大》一文。
可惜上海的地势很低,每年黄梅天时,园中的瓜果正在结实,园里却涨起大水来,瓜果都浸在水中淹死了。只有丝瓜倒不怕水,我并不有意识去种它,它却自己长了出来,而且延得整个院子都是,到秋天又是果实累累,既可吃又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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