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之后,新郎要到上房来第一次叫岳父母,并正式跟岳母攀谈,这叫“谈十八句”。岳母请新郎坐在茶桌旁,先开口对新郎说“堂上(即指新郎的父母。现在新郎的父母已不在,则要指他的祖父母了)办喜事辛苦否?我们嫁妆菲薄,不周到,要请堂上包涵,不要见笑”,等等;再要说:“我们小姐在家从小娇生惯养,不大会做事,要请姑爷随时教她。要爱护、体贴她”之类的客套话。新郎要对岳母的话一一作答,如:“请岳母不要客气”,“请岳母放心”之类。说了几句,男搀扶就会说:“太太,我们姑爷要告辞了。”这时,喜娘就把我扶出房间,与父母、兄弟一一告辞,再坐绿呢大轿,抬到徐家的新房去了。
轿子抬到徐家大厅,宾客已经满满一厅在等新郎、新娘了。这天,新郎的外婆已经回家,但外公和娘舅还等着要“吵房”。杭州规矩是“三日无大小”的,不管辈分大小,都可以闹新房。外公的女儿早亡,剩下一个遗腹子的外孙,养大成人,现在看到他结婚,所以特别高兴,一定要大大庆祝一下。
我们被扶下了轿,又拜祖宗、灶司菩萨,然后,就上楼到新房去了,前前后后拥了大批宾客。在楼下,我只见楼上一片红光,原来是新房外边走廊里挂了一排玫瑰红的明角灯笼,大约有三十几只,里面装了电灯,既富丽堂皇,又古色古香。走进新房,我与新郎并坐窗前马鞍桌旁。周围诸客大讲笑话起来,大多是与新婚吉利有关的话,目的是要逗我们俩笑。可惜现在都忘了。伴娘用朱红托盘端着几盘干果和两碗桂圆、莲子汤圆,一面口中念念有词,说些吉利话,一面给我们两人用调羹舀了一点甜汤,放在嘴里,让我们尝了一尝。
此时,已半夜三时了。外公他们说:“时间不早了,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我们“三朝”再来道喜、吵房吧。”我俩由搀扶搀起。喜娘高声说:“姑爷、小姐送客!”客人们说:“不必客气,请留步。”于是走了。男搀扶也回家了。只有喜娘还在。
我结婚时有四个喜娘。一个是小王,廿六岁,是从佣工介绍所找来的。先在我家做了几个月,觉得她不错,就带她到男家准备长做。因为虽然新郎家也有一个服侍新郎的老佣人许妈,但我父母怕我到了徐家使唤别人的女佣不便,所以让我把小王当自己的贴身佣人带过去。另外三个喜娘中,两个叫伴房,即做搀扶及新房里的杂事的,一个叫搀扶,比伴房高一级,因为她要在见礼时说一大串话,而且从长辈到平辈的所有男女客人都要能按次序叫出,不会叫错。
客人走了以后,一个喜娘给我卸装,换了常服,并给我们俩换了拖鞋。两双拖鞋都是绣花沈妈绣的:男的是蓝缎的,绣了一条五彩金龙;女的是粉红缎子的,绣了一只骏马。
另一个喜娘则把床上叠得高高的被褥、枕头拿开,另外铺上女家准备的一套新被、新枕。男方虽然也备有一套,但一般是不用的。
还有两个喜娘,一个盛了两盆水,请我们洗脸;另一个将新房的紫红丝绒房帷拉拢。
此时,我窘得没有手势,只好去盥洗室洗脸去了。新郎跟在我后面,还问我:“今天吃力吗?”我听了回答:“不吃力。谢谢!”
巧的是,这句话倒是我几个月前无意中准备好的。那时,我有一个二阿姨去人家家里吃喜酒。那家新郎与外国女人结婚。亲友们觉得很稀奇,偷偷问新郎:“你们结婚晚上第一句话讲什么?”那个新郎说:“我问她‘吃力吗?’她说‘不吃力。谢谢!’”我听了记在心中。现在丈夫正巧也问我这句话,我就照外国新娘的话脱口而出回答了。
这时一位姓蒋的伴娘正好走过我们身边,听见我们在讲话,抿住了嘴,一副不让笑出来的样子。
喜娘铺好了床,对我们说:“姑爷、小姐早点安置吧。”就把门掩上,出去了。我丈夫对我说:
“请先睏(杭州话,“睡觉”的意思)吧。”
我低头不语,不知做什么好。这时,只闻房外钟打四下,时候已经不早了。我只好和衣上床,钻到里床的被子里去。我们的新床是两张单人弹簧床拼起来的,很大;被子是定做的,也很大。我睡在里床,丈夫睡外床,中间还距离很远。但我生平第一次与一个从不认识的男子睡在一起,窘到什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了!
可能我丈夫也很窘,所以要想出什么话来问我。他忽然说:
“你明天见了我祖老太太怎么叫法?”
我听了觉得奇怪,心想:我到你家来做孙媳妇,你叫什么,我当然也叫什么,何必问我呢。于是我回答:
“你叫什么呢?”
他说:“叫奶奶。”
我就说:“那我也叫奶奶。”
接着,我们就聊起天来。因为在订婚前,我父亲已经看见过他了。那一时期,我父亲长住在狮子峰山上的别墅意胜庵中,请一男青年仆人陪他,给他烧素菜。我丈夫有时爱到未来丈人处去与我父亲谈诗词,有一次还与他祖父一起去山上吃过一顿午饭。他告诉我,他祖父称赞那男仆素菜烧得好吃。
这样随便聊聊,不觉天已黎明。看床前的小钟,已是六点。听见楼下祖老太太已经起身。我的几个喜娘们也陆续起身了。我们俩虽一夜未睡,也只好套上外衣,起床了。
高诵芬作文
徐家祯整理
1995年5月11日
于斯陡林红叶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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