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仪式结束了。这时,两个人拿来盛米用的空麻袋,一只接一只铺在地上,赞礼人还喊:“传袋!传袋!”(即“传代”的谐音)新郎先走在麻袋上,新娘跟着新郎走,走过的麻袋拿起来,接到前面去,这样轮番着一直走到新房的床边。走道两边都是客人在观看。我只听见一位男客的声音说:“好格!好格!”(即吴语“好的”),大概是在称赞我罢。
关于“传代归阁”的风俗,近代学者马叙伦先生的《石屋余瀋》中有一篇专门作了说明。根据马先生的说法,“传席以入,弗令履地,唐人已然,白乐天《春深取妇》诗:‘青衣捧毡褥,锦绣一条斜’”,就是说的这一风俗。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解释跟“传袋”是“传代”的谐音这种解释不同,我们也只能姑妄听之了。他说:
“据故老言,所由不使新妇履地者,妇家不愿以母家之土带至夫家也,若然,则仍是略夺婚渊之遗习,盖示略夺其子女而不得其土地之意。”
我们的新房当然并不真在绸业会馆,现在去的是会馆里特地布置成的临时洞房,只作举行婚礼之用。走到床边,新郎坐在右边,新娘坐在左边,这叫“坐床”。坐下之前,喜娘连忙把新郎的袍子拉起一角,压在我的屁股底下。这算是“魇禳法”,意思是压倒丈夫的威风,免得日后欺负新娘。实际上,在传统礼教束缚之中,有几个妻子能压倒丈夫呢?
坐好床站起来时,有人从我们头上撒下“花果”来。这就是古代婚礼中的所谓“坐床撒帐”。“花果”就是染成红、绿颜色的花生、瓜子、莲子、荔枝、桂圆、枣子等。花果从身上落到地下,撒了一地,这也是取“早生贵子”“吉吉利利”的意思。
然后,又叫我们相对坐在窗前的一张桌子旁两张披着大红绣花椅披的椅子上,吃“交杯酒”。男女搀扶各拿一杯酒,在新郎、新娘的嘴唇上碰一碰;然后再将杯子对调,又在新郎、新娘的嘴唇上碰一碰。喜娘一边还要说“多子多孙”“早生贵子”“五子登科”“连中三元”“恩恩爱爱”“白头到老”等一连串吉利话。这就是古代婚礼中的“合卺”仪式。
吃完交杯酒,新郎就可以出房去陪客人吃中午的喜酒了。房内看热闹的客人也都出去吃喜酒。我在房中心中稍定,才想起相对吃交杯酒时看见丈夫的一双十指团团的手,生得还算细皮白肉的。而其尊容,则因我一直都低着头,还未看见呢。
等她们午间酒席散席,我由喜娘扶着到花园,与新郎拍结婚照。照相师是从照相馆请来的。拍照时,客人都在周围围观,我含羞低头,不敢平视,直到摄影师叫:“新娘子,请把头抬起来。”我才抬了一下头。
照好相,再由喜娘扶回洞房,略坐片刻。此时,只见两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在旁边跟进跟出,很好奇地看,样子十分可爱。我听见喜娘在叫她们“七小姐”“八小姐”,我知道她们一定是二叔婆和三叔婆的女儿。
天渐渐晚了,但因是晴天,下午五点左右还有太阳光。喜娘要我换上银色的晚礼服,要“回郎”了。“回郎”是杭州的风俗:结婚当天晚上,新郎、新娘要去女家拜见女方的父母及亲友。
高诵芬和徐定戡新婚之日(摄于1936年1月12日)
高诵芬在杭州榆园新房卧室(摄于1936年初)
高诵芬摄于杭州榆园新房中(摄于1936年初)
高诵芬摄于杭州榆园新房中(摄于1936年初)
大厅中早已停了两顶绿呢大轿。新郎、新娘各坐一顶,由数人抬到女家借用的瀛州旅馆。上轿时,我无意中瞥见了走进轿去的新郎:新郎身穿毛葛蓝长袍、黑马褂,胸前别了一个茉莉花的大花团;个子不高,面目尚清秀,是个文诌诌的白面书生的样子。我想,我身材较高,穿高跟鞋就更显得高了,跟他的身材不太相配吧。
到了旅馆,男女搀扶把新郎、新娘扶到厅上,男左女右,朝上先拜和合神马。所谓“和合神马”,即纸做的神马。杭州规矩,新郎、新娘如不拜神马,以后有事回娘家,夫妇不得一房同睡。故而,我家历来小姐出嫁,在回郎时都拜和合神马。并且,过了满月之日,就要去接姑爷(即杭州话“女婿”)、小姐回娘家来住一个月,名为“住对月”。这是后话。
我们到大厅时,厅里已经站满了人。拜好神马,我哥哥要给我们拍照。于是,喜娘就搀我们站在大厅上方,拍了几张喜照。然后,就是请岳父母见礼。新郎、新娘向他们跪拜八次。再请诸亲好友、账房先生都来一一见礼:有的要向他们跪拜,有的只要向他们鞠躬。行礼毕,我就可以进房里休息了。新郎则请到大厅上方去坐,由四位未婚的男青年陪着吃茶点,叫“开席”。大厅下方围着绣花桌披的桌子上放着不点燃的红蜡烛。接着就开喜宴。新郎和男女宾客入席夜膳。新郎由同辈的男子相陪,另坐一桌。
我在套间里休息时,觉得一天折腾下来,弄得神魂颠倒、手足无措、茶饭无心。晚饭送到房里来了,我一点也不想吃。我听见外面母亲在对别人说:
“嫕官中午还吃饭的。这一下午下来,心乱了,饭都吃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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