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行婚礼的日子一天一天近了,我心中七上八落,颇为担心。想想从小母亲就说过:女孩子大了是要嫁到别家去做媳妇的,嫁到别家就姓了别人的姓,好比重新投一次胎;而男人是讨妻子进门的,不必去别家。母亲又常说:古人云:“穿破七条铁裙,不知丈夫是何心!”意思是说,人心不可测也。现在,我就要投生到徐家去了,丈夫从来没有见过面,不知人好还是不好;徐家人多,我们家父母、兄弟只有五口而已。过去他家,人地生疏,真好像重新出生,又要去碰运气了,真可怕呀!
徐家因为老太爷故世,家中供灵,不能办喜事,所以婚礼只能到属于杭州商业中规模最大的丝绸业的绸业会馆去举行。既然男家在会馆办喜事,我们女家也就在外面找地方办。我们高家在西湖边的瀛洲旅馆有股份,所以女方的婚礼就在这家旅馆举办。男家差人来问:新娘喜欢坐汽车还是坐花轿。这时虽然汽车还是很稀罕的东西,但我对父亲说:“汽车我已经坐过,以后也总有得坐的。花轿却一生只有坐一次的机会,我还是愿意坐花轿。”
农历十二月十七日,我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家中祭祖。我由喜娘扶了,先拜祖宗,再向父母跪拜,算是辞行了,此时心中真不好受呀!那天夜里,我很早就上了床,但眼睛闭着却睡不着。到九点钟时,母亲来偷偷看我,以为我已经睡着了。我听见她对父亲说:“嫕官(我的小名)真镇静,睡着了。”
其实,这一夜我睡得极不安稳。第二天醒得很早,起来一看,竟然天上红日当空,虽然只是腊月,却已春暖洋洋,只须穿衬绒衣就可以了,真是老天照应啊。不然,我这天里面只穿一套粉红绒线衫,外面穿一件结婚礼服,岂不要冷煞!
早上八点,我坐家里的包车去理发店做头发。做好,就直接去了瀛洲旅馆。那时,客人们还未到,我就在一个后间休息。按照当时的习惯,新娘要由喜娘开面,即用棉线将脸上的汗毛绞干净。我父母都不同意行此古礼,多受痛苦,于是就免了。只是洗了个脸,化了妆。
此时,客人陆续来了。男客坐在大厅里,女客则坐在前间。午时,花轿也来了,停在大厅里。后面跟着的一辆包车里坐了两位给我拉兜纱的童子小官人,是新郎的两个堂弟——六弟和九弟,都只有十一二岁。喜娘请两位小客人坐了。我父亲让我的兄弟陪他们吃了茶点。喜娘叫我在房里吃午饭。我心中烦乱,肚子不饿,但要装出镇静的样子,就食而不知其味地勉强吃了一碗。
午饭之后,要上轿了。上轿前,按风俗习惯,先要请一位“全福太太”用灯照一照轿子。我们请的那位“全福太太”是大房里的大伯母,因为她算是有福气的。至于用灯照轿的原因,据说是为了去邪降福。据传说,以前有一新娘坐了花轿去男家。到了,揭开轿帘一看,新娘已经死在轿中了。于是,大家认为轿里有妖魔鬼怪,从此新娘上轿之前都要先照一下,把鬼吓走。
我结婚时有四个喜娘,两个已在男家管新房,等着迎接我了。上轿时就由另两个扶我上轿,她们还递给我一大把粉红和白色的康乃馨花,要我捧着,还要我走路要慢。我穿着一双金色的高跟鞋,本来也走不快,就让她们扶着慢慢一步步向轿子移。走出房门,我眼略微向旁边的女客们看了一眼,就马上有一位老长辈走过来,轻轻对我说:
“小姐,眼睛朝下,头低下!”
我连忙低下头。现在回想起来,妇女一结了婚,不就是从此要到男家低下头来做人了吗?
两位小官人在后面拉起我的兜纱,把我送进花轿,轿帘放下,几个人抬起就走了。我只听见鸣锣打鼓,笙箫管笛齐奏,闹成一片。乐声中,锣声特别响亮。人们都说,锣声听起来像是在说:“白养!白养!”女家把女儿养得那么大,送给人家,不是“白养”了吗?
轿子抬得很稳,不到半小时就要到绸业会馆了。我心里突然害怕起来。我想:我现在真的要到男家去做人了!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我的丈夫,不知道他相貌如何,脾气如何,我能跟他合得来吗?他也从未见过我,以后会爱我、待我好吗?会对我忠实吗?他家有太婆、叔公、叔婆、小叔、小姑,很多人,而我在家十八年,从没有进过学校,来往的也只是几个阿姨、表姐而已,自问外出应对很不老练,现在要到这么复杂的环境去,不知如何做人呢!这样越想越怕,浑身发起抖来了。
不一会,男家借用举行婚礼的绸业会馆到了。喜娘把轿帘揭起,扶我下了轿。我手里捧着一大串康乃馨,放在胸前,战战兢兢立在大厅左边,头低得只看见地面。耳朵里听见礼堂上方左右两边有人在高喊:“请新郎入礼堂!”
这样连喊三遍,新郎才由男搀扶扶着走入礼堂,站在右边。不一会,又听见叫:
“新郎、新娘向上拜天地!三鞠躬!”于是我就鞠了三个躬。上面又喊:“新郎、新娘相对而立!”
于是男女搀扶把新郎、新娘的身子转过来,相对而立。上面赞礼人喊: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我们相对鞠了躬。上面再喊:
“送新郎、新娘双双入洞房,传代归阁!”
我知道仪式结束了。这时,两个人拿来盛米用的空麻袋,一只接一只铺在地上,赞礼人还喊:“传袋!传袋!”(即“传代”的谐音)新郎先走在麻袋上,新娘跟着新郎走,走过的麻袋拿起来,接到前面去,这样轮番着一直走到新房的床边。走道两边都是客人在观看。我只听见一位男客的声音说:“好格!好格!”(即吴语“好的”),大概是在称赞我罢。
关于“传代归阁”的风俗,近代学者马叙伦先生的《石屋余瀋》中有一篇专门作了说明。根据马先生的说法,“传席以入,弗令履地,唐人已然,白乐天《春深取妇》诗:‘青衣捧毡褥,锦绣一条斜’”,就是说的这一风俗。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解释跟“传袋”是“传代”的谐音这种解释不同,我们也只能姑妄听之了。他说:
“据故老言,所由不使新妇履地者,妇家不愿以母家之土带至夫家也,若然,则仍是略夺婚渊之遗习,盖示略夺其子女而不得其土地之意。”
我们的新房当然并不真在绸业会馆,现在去的是会馆里特地布置成的临时洞房,只作举行婚礼之用。走到床边,新郎坐在右边,新娘坐在左边,这叫“坐床”。坐下之前,喜娘连忙把新郎的袍子拉起一角,压在我的屁股底下。这算是“魇禳法”,意思是压倒丈夫的威风,免得日后欺负新娘。实际上,在传统礼教束缚之中,有几个妻子能压倒丈夫呢?
坐好床站起来时,有人从我们头上撒下“花果”来。这就是古代婚礼中的所谓“坐床撒帐”。“花果”就是染成红、绿颜色的花生、瓜子、莲子、荔枝、桂圆、枣子等。花果从身上落到地下,撒了一地,这也是取“早生贵子”“吉吉利利”的意思。
然后,又叫我们相对坐在窗前的一张桌子旁两张披着大红绣花椅披的椅子上,吃“交杯酒”。男女搀扶各拿一杯酒,在新郎、新娘的嘴唇上碰一碰;然后再将杯子对调,又在新郎、新娘的嘴唇上碰一碰。喜娘一边还要说“多子多孙”“早生贵子”“五子登科”“连中三元”“恩恩爱爱”“白头到老”等一连串吉利话。这就是古代婚礼中的“合卺”仪式。
吃完交杯酒,新郎就可以出房去陪客人吃中午的喜酒了。房内看热闹的客人也都出去吃喜酒。我在房中心中稍定,才想起相对吃交杯酒时看见丈夫的一双十指团团的手,生得还算细皮白肉的。而其尊容,则因我一直都低着头,还未看见呢。
等她们午间酒席散席,我由喜娘扶着到花园,与新郎拍结婚照。照相师是从照相馆请来的。拍照时,客人都在周围围观,我含羞低头,不敢平视,直到摄影师叫:“新娘子,请把头抬起来。”我才抬了一下头。
照好相,再由喜娘扶回洞房,略坐片刻。此时,只见两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在旁边跟进跟出,很好奇地看,样子十分可爱。我听见喜娘在叫她们“七小姐”“八小姐”,我知道她们一定是二叔婆和三叔婆的女儿。
天渐渐晚了,但因是晴天,下午五点左右还有太阳光。喜娘要我换上银色的晚礼服,要“回郎”了。“回郎”是杭州的风俗:结婚当天晚上,新郎、新娘要去女家拜见女方的父母及亲友。
高诵芬和徐定戡新婚之日(摄于1936年1月12日)
高诵芬在杭州榆园新房卧室(摄于1936年初)
高诵芬摄于杭州榆园新房中(摄于1936年初)
高诵芬摄于杭州榆园新房中(摄于1936年初)
大厅中早已停了两顶绿呢大轿。新郎、新娘各坐一顶,由数人抬到女家借用的瀛州旅馆。上轿时,我无意中瞥见了走进轿去的新郎:新郎身穿毛葛蓝长袍、黑马褂,胸前别了一个茉莉花的大花团;个子不高,面目尚清秀,是个文诌诌的白面书生的样子。我想,我身材较高,穿高跟鞋就更显得高了,跟他的身材不太相配吧。
到了旅馆,男女搀扶把新郎、新娘扶到厅上,男左女右,朝上先拜和合神马。所谓“和合神马”,即纸做的神马。杭州规矩,新郎、新娘如不拜神马,以后有事回娘家,夫妇不得一房同睡。故而,我家历来小姐出嫁,在回郎时都拜和合神马。并且,过了满月之日,就要去接姑爷(即杭州话“女婿”)、小姐回娘家来住一个月,名为“住对月”。这是后话。
我们到大厅时,厅里已经站满了人。拜好神马,我哥哥要给我们拍照。于是,喜娘就搀我们站在大厅上方,拍了几张喜照。然后,就是请岳父母见礼。新郎、新娘向他们跪拜八次。再请诸亲好友、账房先生都来一一见礼:有的要向他们跪拜,有的只要向他们鞠躬。行礼毕,我就可以进房里休息了。新郎则请到大厅上方去坐,由四位未婚的男青年陪着吃茶点,叫“开席”。大厅下方围着绣花桌披的桌子上放着不点燃的红蜡烛。接着就开喜宴。新郎和男女宾客入席夜膳。新郎由同辈的男子相陪,另坐一桌。
我在套间里休息时,觉得一天折腾下来,弄得神魂颠倒、手足无措、茶饭无心。晚饭送到房里来了,我一点也不想吃。我听见外面母亲在对别人说:
“嫕官中午还吃饭的。这一下午下来,心乱了,饭都吃不下了!”
晚饭之后,新郎要到上房来第一次叫岳父母,并正式跟岳母攀谈,这叫“谈十八句”。岳母请新郎坐在茶桌旁,先开口对新郎说“堂上(即指新郎的父母。现在新郎的父母已不在,则要指他的祖父母了)办喜事辛苦否?我们嫁妆菲薄,不周到,要请堂上包涵,不要见笑”,等等;再要说:“我们小姐在家从小娇生惯养,不大会做事,要请姑爷随时教她。要爱护、体贴她”之类的客套话。新郎要对岳母的话一一作答,如:“请岳母不要客气”,“请岳母放心”之类。说了几句,男搀扶就会说:“太太,我们姑爷要告辞了。”这时,喜娘就把我扶出房间,与父母、兄弟一一告辞,再坐绿呢大轿,抬到徐家的新房去了。
轿子抬到徐家大厅,宾客已经满满一厅在等新郎、新娘了。这天,新郎的外婆已经回家,但外公和娘舅还等着要“吵房”。杭州规矩是“三日无大小”的,不管辈分大小,都可以闹新房。外公的女儿早亡,剩下一个遗腹子的外孙,养大成人,现在看到他结婚,所以特别高兴,一定要大大庆祝一下。
我们被扶下了轿,又拜祖宗、灶司菩萨,然后,就上楼到新房去了,前前后后拥了大批宾客。在楼下,我只见楼上一片红光,原来是新房外边走廊里挂了一排玫瑰红的明角灯笼,大约有三十几只,里面装了电灯,既富丽堂皇,又古色古香。走进新房,我与新郎并坐窗前马鞍桌旁。周围诸客大讲笑话起来,大多是与新婚吉利有关的话,目的是要逗我们俩笑。可惜现在都忘了。伴娘用朱红托盘端着几盘干果和两碗桂圆、莲子汤圆,一面口中念念有词,说些吉利话,一面给我们两人用调羹舀了一点甜汤,放在嘴里,让我们尝了一尝。
此时,已半夜三时了。外公他们说:“时间不早了,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我们“三朝”再来道喜、吵房吧。”我俩由搀扶搀起。喜娘高声说:“姑爷、小姐送客!”客人们说:“不必客气,请留步。”于是走了。男搀扶也回家了。只有喜娘还在。
我结婚时有四个喜娘。一个是小王,廿六岁,是从佣工介绍所找来的。先在我家做了几个月,觉得她不错,就带她到男家准备长做。因为虽然新郎家也有一个服侍新郎的老佣人许妈,但我父母怕我到了徐家使唤别人的女佣不便,所以让我把小王当自己的贴身佣人带过去。另外三个喜娘中,两个叫伴房,即做搀扶及新房里的杂事的,一个叫搀扶,比伴房高一级,因为她要在见礼时说一大串话,而且从长辈到平辈的所有男女客人都要能按次序叫出,不会叫错。
客人走了以后,一个喜娘给我卸装,换了常服,并给我们俩换了拖鞋。两双拖鞋都是绣花沈妈绣的:男的是蓝缎的,绣了一条五彩金龙;女的是粉红缎子的,绣了一只骏马。
另一个喜娘则把床上叠得高高的被褥、枕头拿开,另外铺上女家准备的一套新被、新枕。男方虽然也备有一套,但一般是不用的。
还有两个喜娘,一个盛了两盆水,请我们洗脸;另一个将新房的紫红丝绒房帷拉拢。
此时,我窘得没有手势,只好去盥洗室洗脸去了。新郎跟在我后面,还问我:“今天吃力吗?”我听了回答:“不吃力。谢谢!”
巧的是,这句话倒是我几个月前无意中准备好的。那时,我有一个二阿姨去人家家里吃喜酒。那家新郎与外国女人结婚。亲友们觉得很稀奇,偷偷问新郎:“你们结婚晚上第一句话讲什么?”那个新郎说:“我问她‘吃力吗?’她说‘不吃力。谢谢!’”我听了记在心中。现在丈夫正巧也问我这句话,我就照外国新娘的话脱口而出回答了。
这时一位姓蒋的伴娘正好走过我们身边,听见我们在讲话,抿住了嘴,一副不让笑出来的样子。
喜娘铺好了床,对我们说:“姑爷、小姐早点安置吧。”就把门掩上,出去了。我丈夫对我说:
“请先睏(杭州话,“睡觉”的意思)吧。”
我低头不语,不知做什么好。这时,只闻房外钟打四下,时候已经不早了。我只好和衣上床,钻到里床的被子里去。我们的新床是两张单人弹簧床拼起来的,很大;被子是定做的,也很大。我睡在里床,丈夫睡外床,中间还距离很远。但我生平第一次与一个从不认识的男子睡在一起,窘到什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了!
可能我丈夫也很窘,所以要想出什么话来问我。他忽然说:
“你明天见了我祖老太太怎么叫法?”
我听了觉得奇怪,心想:我到你家来做孙媳妇,你叫什么,我当然也叫什么,何必问我呢。于是我回答:
“你叫什么呢?”
他说:“叫奶奶。”
我就说:“那我也叫奶奶。”
接着,我们就聊起天来。因为在订婚前,我父亲已经看见过他了。那一时期,我父亲长住在狮子峰山上的别墅意胜庵中,请一男青年仆人陪他,给他烧素菜。我丈夫有时爱到未来丈人处去与我父亲谈诗词,有一次还与他祖父一起去山上吃过一顿午饭。他告诉我,他祖父称赞那男仆素菜烧得好吃。
这样随便聊聊,不觉天已黎明。看床前的小钟,已是六点。听见楼下祖老太太已经起身。我的几个喜娘们也陆续起身了。我们俩虽一夜未睡,也只好套上外衣,起床了。
高诵芬作文
徐家祯整理
1995年5月11日
于斯陡林红叶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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