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车作为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机动装备,在商代的战争——献祭宗教背景中也被视为分享了神圣范式的重要武装力量。对于掌握着交通诸神与信仰的王室而言,这种重要的装备对战胜周边异族和源源不断地获取献祭品显示出相当重要的意义。从技术层面而言,战车制作的工艺要求将青铜铸造业、木器加工、皮革制作、养马以及驯马技术作为一个完整的工业技术链条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为战争服务。青铜矿产、各种物资以及掌握着工艺的各氏族在商王国的“世界”中,所有的经营与努力都围绕着保障和维护宇宙周期稳定的这一目标。而战车的制造技术很好地体现了这样的一个被组织在一起的资源链条。
战车是如此贵重和重要,以至于只有国王、贵族、氏族首领与封邑首领这样的一些高级统治精英才能装备使用。当战车这种复杂的战争装备经过各种工艺和程序被生产出来之后,只可能是被收藏在王室或封君的仓库中,而战马则被饲养在专门的地方。只有当战争爆发或狩猎、训练之时,收藏的战车才会被取出来,与马匹配置在一起,分发给各级首领与武士。当然,除了战争,王室或有生产战车能力的封君,也会将战车作为一种赏赐馈赠给贵族或高级武士。
战车不同于一般的手工操作武器,这种装备的技术要求与保养成本很高,并不是一般武装者可以轻易使用的。拥有战车,显然也是某种身份的象征。尽管拥有战车,也需要经常维护战车并进行一定的保养,因此战车中普遍携带用于修理车辆的各种工具。
《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郑国对许国发动战争之前,在太庙中“授兵”。公孙阏和颍考叔为了争取一辆收藏在太庙中的战车而发生争抢。这条材料可以说明两点:第一,国家在生产战车之后,这些征伐重型装备便被收藏在神圣的宗庙内,在战争时则取出使用;第二,很多战车使用者并不拥有战车,因此才会发生武士对战车的争夺。
在古代迈锡尼,贵族也使用战车。迈锡尼时代的国家仓库中有许多战车及其他军需品,例如,在一件派罗斯(Pylos)库存泥板上就记载着300辆战车。实际上,这种战车集中在国家仓库储藏和管理的形式,说明了这种装备的生产链条必须要求专门的管理形式。正如韦尔南(J.P.Vernan)所说:“为了在战场上集中调用战车,需要大量的战车储备,这就意味着要有一个足够广阔和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尽管商王室的权威还并不足以被称为“中央集权”,但商王国通过各类氏族组织,实际上确实也拥有相当的国家控制力。这也是王室与一些封君为何可以组织复杂的资源和技术链条来进行战车生产的原因。这些储存的战车,构成了重要的战争力量,而战争则为宗教服务。
商代战车被储存在宗庙或一些其他的地方,而战马则由专门人员进行集中饲养。例如,殷墟第十一次发掘中,在王陵区发现了一处较大的马坑,其中埋有37匹马。除了这一处集中埋葬的马骨之外,M1887、M2017各埋3匹马,M1888埋2匹马,M1911埋4匹马。到1950年春,西北冈王陵区武官村大墓发现了六座埋马坑,一些埋着4匹,一些埋着6匹;1976年发现的武官村北地祭祀坑M23、M27各埋6匹马,M8埋着5匹马,M9埋着8匹;殷墟M1001大墓殉葬10匹马,但没有出土车辆。在这些材料中,都没有战车,而只是大量的马被集中埋葬。这就说明,战车在日常状态下储存于宫庙,而战马则被集中饲养管理。这种车、马分别处理的现象在考古材料中较为常见。例如,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的车辆完全与马分开埋葬,东侧埋马,西侧埋车。共有48辆战车整齐排放,车旁的马坑中则叠压着至少105匹战马;山西侯马上马春秋墓3号车马坑也是车与马匹分开埋葬;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6座车马坑也都是车、马分开埋葬,有的马坑中多达26匹马。这些先秦的车马坑例证显示,车主在埋葬过程中表达的观念就是:自己带入地下世界中的车与马也需要分开管理。
自养马、驯马技术从北方地区传入中原以来,商王室也开始设立专门的部门和人员对马匹进行饲养。这就意味着,除了专门收藏和管理战车的宫庙建筑之外,马匹的定点饲养与专人管理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马匹的管理技术日益专门化。通过对殷墟车马坑中用于驾车左右两马的骨骼研究,学者发现同坑二马不但身高大体相似,而且年龄也大多接近,这就说明驾车双马的使用不是随意为之,而是经过专门的精心挑选进行的搭配。此外,殷人的马匹管理者不但已经开始使用去势技术,而且精密到按照马匹的毛色、特征、外形、用途将其分为多个种类。这些迹象显示,殷人的马匹饲养与管理达到了相当的专门化和精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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