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 / 正文
点评
第四节 战车与骑手

实际上,这种误解古代战车作战功能的情况也见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正是迈锡尼文化时期。由于文化的断裂,迈锡尼时代的贵族车战方式对于生活在多利安人(Dorian)入侵希腊之后黑暗时代的荷马来说,已经成为模糊和遥远的记忆,因此“荷马史诗”中已经不太清楚战车的功能与使用方式。《伊利亚特》中记述的战车不是作战的装备,而只是运载武士的工具。武装者在坐车到达战场后则跳下车徒步进行格斗。而事实上,迈锡尼武装贵族使用的战车技术来自近东地区,与赫梯王国的战车非常接近。近东、埃及与迈锡尼的车战技术都是职业化和贵族性质的,这些车战贵族能够在战车上熟练地射箭和刺杀敌方,车辆的速度也增强了杀伤力。由于迈锡尼社会与政治文化的消亡,“荷马史诗”的作者已经不理解战车的使用方法,因此才会发生对车战的误解。

在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车马坑M40的车舆内发现了青铜戈和弓形器,还有10枚铜箭镞,M45车坑中还埋着一名战车弓箭手,他的手臂旁有弓形器,手握着8枚铜镞;殷墟西区M43车马坑,车厢中有弓形器、箭镞,也有两件青铜戈。显示了商代战车武装者使用戈与弓箭的事实。既然了解到商代战车中的武装者能够使用弓箭射击,那么,他们是怎样在颠簸的战车中保持平衡并拉弓射箭的?

狄宇宙指出,中国古代的战车武士不超过两人,他们在车中或站或跪或坐。考古发掘证实,商代的战车上已经出现了帮助车乘人员保持平稳的车轼。在安阳梅园庄东南发现的车轼,仅仅高于车厢前阑0.07米。问题是,商代战车的车厢并不高,在0.43—0.44厘米之间,车轼并不能帮助车乘人员保持站立或平衡。因此,狄宇宙所说的三种乘坐方法中,武装者站立乘车的可能性是最小的。古代文献显示,乘车经常会面临坠落的风险。《史记·齐太公世家》“齐襄公十二年……公惧,坠车伤足”,《史记·张仪列传》“张仪至秦,详(佯)失绥堕(坠)车”,《庄子·达生》“夫醉者之坠车”。卜辞也有坠车记载:“王往逐兕,小臣协车马,硪□王车,子央亦坠。”(《合集》10405正)《说文》“硪,石岩也”,此处指石头撞击了车马,导致贵族从车上坠落。卜辞还记载:

图4-33 前掌大遗址M45车马坑

……今日……惟车克(《合补》6285)

王狩敝,克车(《合集》584)

克车马(《合集》11448)

“克”的本意是车行遇险人坠落,这些材料说明,先秦时代的乘车可能比较危险,容易从车中坠落下来。商代车厢的围栏很低矮,不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而且车轼比车厢围栏只高出一些,站立的话需要弯着腰握住车轼。很难想象武装者能够在颠簸的车中站立并射箭。因此,狄宇宙指出三种乘车方法中站立的方式应该可以排除。

商代的“坐”实际上就是跽坐,准确地说,这种姿势最容易在颠簸的车辆中保持平衡。因为战车速度快而保持平衡不易,因此车战者需要跪坐在车上,才能够比较从容地进行远射。黄文新也指出,跽坐当是古代乘车的一种最佳方式,有利于减震,并且不容易坠车,有利于双手用于操作武器作战。宋镇豪也持战车跪坐的观点,认为这种坐姿使乘员“可以手倚栏杆,以获得舒适效果”。

前面分析过在安阳花园庄发现的M54墓主作为“长”族首领,生前多次乘坐战车参与战争活动。通过对遗骨的研究发现,这位战车贵族的脚掌骨前部有明显因长期跪坐形成的痕迹,俗称“跪踞面”。由此可以推知,这位贵族武士生前因为长期乘车作战,因此才会在骨骼上留下“跪踞面”。而且商代战车的车厢中铺有竹席,显然也是为跪坐而准备的。此外,从商代车轼的高度判断,正好符合跪坐在车厢内的武装者扶手。因此可以说,殷人武装者在车舆内都是跪坐的。这样的坐姿有利于双手开弓射箭,只要经过训练,是可以在运动中保持较高命中率的。

确认了武装者在战车中的跪坐射击方式,就可以考察商代战车中的人数配置。在滕州前掌大遗址的车马坑M40车舆内,出土了两件青铜胄,3件青铜戈,弓形器和箭镞。这就说明,车中至少有两名武装者,他们头戴青铜胄,左侧的战士使用弓箭射击,右侧的战士则使用戈。此外,附属车马一起埋葬的还有一名驾驶者,他显然并不被视为战车武装人员,而是被视为整个战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随车埋葬。因此可以判断,这辆战车包括了驾驶者与两名武装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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