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战的武装者被按照宇宙垂直和平面的不同分层对应了方位与神圣数字,这些模仿与数字背后是宇宙论和诸神象征的最高范式。这种从北部地区新引入的先进战争技术,既是战争中有效击溃敌方的利器,又是标识武装贵族权力与高贵特征的象征。因此,战车队形的编排,战车上装备的设置与象征,也都是按照神话宇宙与相应的神圣模型组合排序的。
例如,从殷墟第十三次发掘来看,乙组宗庙遗址前有一些祭祀坑。祭祀坑以埋葬的战车为中心,后面跟随着步战者。车一共有五辆,中间有“三”辆居前,为双马拉车。在这三辆组合的左、右则各有一辆车居后,这左、右排后的两架车为驷马拉车。中间最前面的车马左右并列了“三”个坑,每一个坑中埋着“五”个步战者,一共为三个“五名”,共十五人。由此可见,商代战车编制理想中的基本单位是五辆车,每辆车有三组步战者护卫,每组有五名战士。而大的战车编队或为十五,或为二十五,都是“五”的倍数。西北冈一个殷墓内出土随葬的战车正好就是二十五辆,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在2005年殷墟西部区域发现了相似的战车埋葬材料。这里一共发现了“三”座车坑,其中一座埋着“五”辆战车。“五”辆战车中有“三”辆殉葬一人,配置武器较多,而另外两车则殉葬两人,装饰豪华。同样是“三”中有“五”,而“五”中又区分出“三”。这种“三”与“五”的范式与军队编制分享了同样一套神圣观念和象征模式。
除了按照“五”为单位进行编制之外,商代的战车按照“三”进行编排也见于传世文献。《淮南子·本经》“汤乃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淮南子·主术》“然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墨子·明鬼下》记载“汤以车九两(辆)”,同样是“三”个“三”。考古材料显示,商代早期并没有出现车战。这些文献中对“汤”的记载可以被理解为殷人使用战车编制以“三”为基本单位保留在古代文化中的模糊记忆。
殷人的宇宙模型是十字形,其平面分为“五”,对应了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而其垂直层级则为“三”。“三”既是宇宙垂直模型的层数,又是宇宙中太阳神——祖神系统中的循环象征数字。诸神——包括“帝臣”、“凤鸟”与太阳中的“三足乌”神鸟分别对应了这些象征。各种青铜祭器与武器上也不同程度地对应了这些神圣范式的原则。商代祭器的组合、祭典与占卜的排列也是按照这些模型排序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商代武装者为何均是按照“三”、“五”原则进行编制与排列的原因。
通过殷墟宗庙遗址和西区祭祀坑中战车与步战者排序的方式可知,这种贵族装备也遵从了这样的原则。“五”辆战车中专门以“三”辆为前排,并使用不同数量的马匹加以区别。每一辆战车又配置了步战者,这些保护战车的步战者也是分别按照“五”人形成“组”,而“三”个“组”则对应了一辆车。这种排序组合与诸神、祭器、占卜的诸项要素完全重叠同构,反映了对神话宇宙模型所象征的崇拜与模仿。这样,战争装备与排列指向神圣,而神圣则成就其战争功业。“神圣”与“世俗”交互为一体,密不可分。
除此之外,石璋如还推测,商代平均每辆战车配置了甲士三人,车下有六名“后备”,似为每车九人,三班轮流。商代战车除了配置作为护卫的步战者之外,石璋如认为还跟随着“后备”轮班倒。从考古材料分析,商代高级武装贵族很多拥有属于自己的战车,这些拥有自己战车的贵族应该不需要与其他甲士一起“轮班倒”。有一些车辆属于商王室,国王在战争期间将车马分发给武装者。《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了春秋时代郑国的战车被收藏在宗庙中,在战争发生时分发给武士,有一些武士还会争夺车辆。因此,商代的一些王室战车应该是分发给中下级武装贵族或武士使用,这些武装者可以形成“轮班倒”的后备模式。如果石璋如的这一观点成立,那么战车后备武装者的原则也是遵从了三个“三”的模式。
在山东滕州前掌大商代遗址中,发现了五座车马坑,其中有三辆车配备了大盾牌。这处遗址车马坑的序列结构与殷墟宗庙遗址祭祀坑中的情况完全一致,都是共有五辆车,在“五”中又区别出“三”。只是殷墟宗庙车马坑是用马匹不同和排列队形来突出“五”和“三”,前掌大车马坑则是通过战车配置的武器装备来表现“五”与“三”的关系。这种现象说明,在遥远的“方邑”据点,殷人同样分享了与王畿地区完全一致的宇宙论和神圣模型,这些知识已经构成了殷人社会的一项常识。从王畿到边缘的邑堡,都使用同一套神圣编码和分类体系,并用这种范式来编排战车队。
卜辞还记载“于车舞”(《合集》13624正),说明商代武装者还会在车上进行某种舞蹈。考虑到商代舞蹈与祭祀、巫术之间的密切关联,也可以证实战车在殷人的信仰维度中具有某种对应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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