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节,笔者尝试讨论的问题是,一个战争活动如此频繁且深入社会生活的王朝,是否已经建立起来了区别于龙山和二里头时期那样不择一切手段地进行战争活动的“贵族传统”。这一问题的讨论,是进入商代战争观念的一项背景。
李零认为,春秋时代的宋国人是商王朝的后裔,所以宋国喜欢讲“老礼儿”,典型代表是宋襄公,死守古代军礼,“不鼓不成列”,结果被楚人击败。按照此说,宋襄公死守的军礼正是商代的礼制。从三代(包括商代和西周)开始,都贯穿着同一种军事礼制精神和贵族习惯。这种传统到了春秋时代才逐渐随着整个社会的“礼崩乐坏”而崩溃。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军事贵族传统产生于宗周,商代还没有出现这一战争文化。西周以来的军事贵族礼仪传统是伴随着周公的制礼作乐与整个周代精神思想的奠定而逐渐形成的。
一、春秋宋国坚持的军礼是周代礼制
余英时认为:“宋为殷后,宋襄公的可笑作法如果不是殷商故物,当然就是周代礼乐传统的畸形产品了。”余英时对宋襄公死守军礼的理解,分析为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此种军礼为殷商传统,而另一种则是“周代礼乐传统”的产物。那么,对于宋襄公所坚守的军礼究竟是殷商还是宗周的战争文化,这两种可能性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具体分析。这样的探讨与结论,则有助于理解商代的战争观念。
宋国是商王帝乙之子微子启的封国,继承了商王朝的血脉而在宗周社会继续存在。在宋国,的确保存着一些商代的遥远的历史痕迹。例如,《左传·襄公十年》记载了晋侯在观看了宋国传统的殷商舞蹈《桑林》之后“惧而退入于房”。由此可知,宋国宗庙中保存的商代舞蹈残存着一些远古时期凌厉与不可思议的成分,在习惯了宗周礼乐的诸侯看来,这些成分是令人恐惧的。
《左传·僖公十九年》又记载,宋襄公曾经在睢水杀死了鄫国的国君用于祭祀,来讨好东夷、淮夷部落支持他的争霸。在周代,东夷、淮夷文化圈仍然顽固地存在着商代的人祭现象,宋襄公杀死一位国君来迎合淮夷地区的宗教文化习俗,虽然不排除这种行为背后可能存在着殷商风俗的残余动力,但更应该看到的是,这种行为是一种政治策略,是为了迎合东夷、淮夷部落的传统宗教习俗。宋襄公将鄫君献祭这一政治实用目的行为,遭到了宋国公室贵族子鱼的猛烈批评,理由是:“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从子鱼的批评可知,此种人本主义的周代伦理精神已经渗透在宋国公室的文化氛围之中,并且自觉地作为限定自身行为的重要标准。因此,春秋时宋国公室的伦理精神,具有鲜明的宗周礼乐品质。
宋襄公夫人死后葬礼所用陪葬也不过是“醯醢百瓮”这样的一些食物,与殷商风俗截然不同。这可以证明,宋襄公在日常状态礼制活动中所坚持的正是宗周礼乐精神熏染过的思想文化资源。春秋时代的宋国毕竟已经不同于殷商时代,从西周开始,宋国文化已经逐渐开始被宗周的礼乐规训。从考古的材料来看,至迟到西周中晚期,安阳殷商腹地一带的旧有文化习俗就已经最终被周人的风俗取代。
《公羊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宋国“三世内娶”的风俗,而这种内婚制就是殷商婚制的传统。但恰恰通过这条材料能够反映出,宋国在建立初期还保留着商代的内婚制,而“三世”之后,却主动放弃了内婚而实行周人的同姓不婚制度。这种文化转变的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内容,正是宋国在宗周礼乐的文化氛围中逐渐被潜移默化的历史背景。
《左传·襄公九年》记载,宋国发生了火灾,宋国的宗、祝神职人员认为这是祖先盘庚的鬼魂作祟,于是在宋国西门举行了祭祀仪式。但可以注意到,宋国祭祀活动使用的牺牲是马,而不是商代礼制中频繁使用的人牲。《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宋文公去世之后,宋国“始用殉”。孔疏:“言‘始用殉’,则自此以后,宋君葬常用殉。”值得注意的是,宋国使用人殉制度恰恰是在宋襄公死去多年之后才出现的。一个“始”字揭示出宋国在宗周礼乐兴隆的时代是没有人殉制度的。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宋国的礼乐是经过周代改造后的殷商传统,恰恰是在宗周礼乐崩坏之后,宋国文化中的殷商残余才死灰复燃。
据孔子所说“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可以推知,在殷商灭亡之后的数百年中,宗周礼乐以各种潜移默化的方式置换掉了在宋国保存的早期殷商传统,到了春秋中后期,甚至连以博学广闻而著称的孔子也已经搞不懂宋国的“殷礼”是怎么回事了。傅斯年曾经谈到:“年来,殷墟发掘团在清理历代翻毁之殷商墓葬群中所得最深刻之印象,为其杀人殉葬或祭祀之多……是春秋晚期已似完全忘却五六百年前有如此广溥之习俗,虽博闻如孔子者,犹不得于此处征殷礼。数百年中,如此善忘,其变化之大矣,其变化之意义尤大。吾疑此一变化之关键在于周之代商。”傅斯年的论述很能说明问题的关键,那就是宗周取代殷商之后,对殷商残余使用了一种渐变的方式,造成包括宋人在内所有周代人的“善忘”,在数百年之间便完全遗忘了早期的殷商文化与礼制,只是零星地保存着类似于《桑林》之舞这样的残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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