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讨论了商代的远射武器,弓箭和弹丸在商代武装者中得到了广泛的装备,是捕获献祭猎物的重要工具。本节主要研究的殷人装备不是各种手持的轻型武器,而是带有机动色彩的重型战争装备——战车与骑手。
战车与战马区别于戈、戟、矛、箭等装备,本身并不具有杀伤力。但这两种装备具有相当的速度和冲击力,可以在战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武装者凭借战车和马匹,对敌方进行冲击,并使用近战与远射武器,能够有效地控制战场局面,进而获取最终胜利。
例如,古埃及中王国崩溃后的第二中间期,来自亚洲的西克索斯人(Hyksos)侵入了埃及。托勒密时代的祭司Manetho在其《埃及史》中记载,东方突然出现了不知名的入侵者,长驱直入,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埃及。西克索斯人能够如入无人之境地征服埃及,除了埃及统一国家的分裂这一原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西克索斯人掌握了战车技术和复合弓等先进装备。埃及人后来学得了这些技术,在新王国的对外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飙驰的战车面前,步兵只能望风而逃。这一个例子足以说明,战车技术的使用在古代征服和扩张战争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商王国频繁对外发动战争并屡屡获胜,并将战争与神权祭祀紧密结合为一套统一的观念和运作系统,战车在殷人战争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关于商代战车在战争乃至政治方式中的重要性,可以用学者列·谢·瓦西里耶夫的描述加以概括:“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整个殷文化、整个殷民族都是最紧密地与套有坚韧耐劳的马匹的车子联系在一起的,马车在那个时候和那种平原草原的条件下不仅是一种最有威力的武装,能够在同没有这种武器的敌人撕(厮)杀中取得决定性优势……就是这种以其功能类乎现代坦克的战车,能对敌方士卒起威吓和震慑作用,击溃敌人的队伍,从而决定战斗的结局,进而决定该部落的历史命运。”
一、商代战车的来源
考古材料显示,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使用车的证据。在二里头宫殿区南侧大路(03VT61)早期路土之间还发现了车辙的痕迹,两辙之间的距离约为1米。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中国古代使用车辆的痕迹,比1996年在偃师商城发现的商代早期双轮车车辙痕迹早两百多年。但笔者在前文中已经论述,二里头时期的车是一种人力手推小车,与商代的马拉战车不同。因此还没有证据支持在二里头时期已经出现并使用后世的马拉双轮战车。
关于中国车马的起源,先秦两汉古书的叙事有着自己的观点。《左传·定公元年》、《墨子·非儒下》、《荀子·解蔽》、《吕氏春秋·审分》、《山海经·海内经》、《管子·形势》、《世本》、《说文·车部》等古籍都记载为“奚仲作车”。这种观点似乎代表了早期古书的主流意见。也有古书认为车的发明者另有其人,例如《周易·系辞下》有“黄帝作车”的记载,《世本》又记载“相土作乘马”。竹简《孙膑兵法·势备》“禹作舟车”。在古人对车马起源所作的这些解释中,最久远的意见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最晚的则是夏代的禹和奚仲。孙诒让根据古书的各种意见进行分析和排序,认为车的起源比奚仲更早,后来出现了牛和马作为拉车的畜力,奚仲的贡献则是“驾马”。这就意味着,他所理解的车马起源过程是,首先出现了人力车,然后再出现了以牛和马作为畜力的车。排除“奚仲”等具体的人物象征,孙诒让所理解的车马起源过程与考古发现比较接近。
既然中国早期马拉战车起源的过程是先出现人力手推小车再出现马拉,那么马的驯化和使用就成为战车出现的关键所在。从考古材料来看,中国北方地区从龙山文化阶段到殷商晚期之前的各处文化遗存中,均无马骨的大量发现。所以有学者据此倾向于认同西方学者提出马车是公元前1200年前后从西北方向传入中国的观点。早在民国时期,胡厚宣就指出过“殷本地不产马,皆由西北方进贡而来”。易华基于各种材料指出,家马(Equus caballus)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家马起源于东亚的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在中国、韩国、日本还没有发现”。但也有学者认为,殷商的马是中国本土野马驯化的结果。“估计夏末商初干燥寒冷的气候条件,使木本植物减少,草原面积扩大,利于野马活动。估计这种自然气候条件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促成夏末商初人类开始驯服马,经商代中期的发展到商代晚期时已能大量驯养并繁殖马。”
在二里冈时期,马骨的材料还非常少。这一现象与龙山、二里头时期所见的马骨材料非常接近,却与殷墟时期伴随战车出土的大量马骨材料的现象大相径庭。战车、战马的使用从早商、中商到晚商之间没有一条清晰而渐进的发展线条,这些技术是忽然在殷墟时期得到普及和臻至成熟的,说明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推动了中原地区的这一技术发展。笔者不能认同使用“夏末商初”开始自行驯化马匹的方法来解释商代战车和战马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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