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战争活动在促成早期国家的诞生和进入文明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商王朝每年都会进行或大或小的众多战争,这就意味着,战争行为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当时上到王室,下到普通氏族成员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对生活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洹河流域的那些人而言,他们对待战争的观念必然具有自己的理解方式。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按照现代人对“战争”的理解来复原商代战争的行为以及行为背后的观念。
在试图尽可能去理解和复原商代社会的战争观念与各种战争要素方面,笔者尝试在研究中使用宗教思想史学者米尔恰·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一书中提供的方法和思想视域,即进入古代人特有的宇宙观、世界观,去理解他们“世俗”行为背后的“神圣”观念以及这二者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伊利亚德在该书的《序言》中说道:“古代社会中的人们倾向于尽可能地生活于神圣之中,或者尽可能地接近已被奉为神圣的东西。这种心理倾向是十分容易理解的。那是因为,正像前现代社会(Premodern societies)中的人一样,对于早期人类而言,神圣就是力量,而且归根结底,神圣就是现实。”例如,在古人的“神圣”视野中,建造房屋并不仅仅是营建一个大物件,或是“用来居住的机器”。房屋这一“世俗”的存在背后却是一整套“神圣”的观念:“它是人类借助于对诸神的创世和宇宙生成模式的模仿而为自己创造的一个宇宙。”
对于古代观念而言,巫术、神灵这一套宇宙秩序是无可置疑的世界事实,对神灵和各种超自然力量秩序的维护就是生活本身的意义,或者说神圣和世俗之间被划出边界本身就是现代思想“祛魅”后的产物。张灏说,古埃及、近东和中国商代的政治观念都为宇宙秩序所笼罩,他将这种古人的世界观称为“宇宙本位政治观”。无论是在古埃及、近东,抑或是中国的商代,“人世的政治社会秩序是植基于宇宙秩序,宇宙秩序既非人所能掌握,作为宇宙秩序一部分的人世秩序当然也非人力所能控制或变更”。人类一切的社会与政治活动都植基于神圣宇宙的规定与法则,占卜、祭祀构成了与宇宙诸神交互联系的核心方式。如果脱离了这些古代人群特有的世界观念与思维方式,就很可能难以理解建立在这些观念基础之上的种种社会行为。
考古与甲骨卜辞等材料显示,战争与相关的武装活动构成了商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作为一种“世俗”生活,吸纳了这一社会中最广泛的人群投入行动之中。围绕商代战争这一内容展开的研究论文并不少见,可以说这一研究领域是伴随着甲骨学的兴起就已经开展了的。可是,战争这种作为“世俗”活动背后的精神观念,或者说“神圣与世俗”这二者之间是怎样的一种交互关系却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方法论上,用现代理性经济人的视野对商代战争活动进行考察虽然不失为一种理解古人的可能,但笔者更倾向于以“神圣与世俗”的维度进入古代人的世界,去理解在商代社会的诸神与宇宙论语境中,种种“神圣”观念是如何支配他们展开“战争”与武装者编制等“世俗”活动的。
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每一个族群之间对暴力活动与战争都拥有自身的理解。这种理解的观念基础建立在相应的宇宙论、宗教信仰与价值体系的复杂框架之上。例如,中美洲的阿兹特克文化(Aztheca)是将战争理解为捕获俘虏而献祭神灵,为此,他们深恐在敌人投降之前杀死过多的敌人,因此会在占有军事优势的情况下也会缩手缩脚。这一策略致使他们在与西班牙军队的战斗中损失惨重。按照阿兹特克人的观念来说,西班牙人毫无理性,因为他们见人就杀。
显然,阿兹特克人对战争的理解与欧洲人是不同的。在中美洲古代文明的观念中,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献祭的过程之一,也就是说,战争本身并不是目的,战争是具有宇宙论观念基础之上的某种行为。这种行为观念导致的结果是,中美洲的古典文明在西欧殖民者入侵之后被较为轻易地征服。而西方文化观念中的战争传统是从古典时期便表现出的“重侵略和杀戮”,强调“暴力无限”和“彻底征服”的倾向。
在这个意义上,对商代战争的理解,可以放置到商代人自身的精神观照中去。这里需要考察的是商代国家发动战争的目的,分析他们将战争视为怎样的活动?而对商代宇宙观的分析,则有助于理解商代武装组织的编制、武器装备的构成是如何服务于战争活动的。
商代的“武装者”这一概念含义广泛。从广义上讲,这一概念包括了以进攻武器装备起来的所有成员。其中有国王、氏族首领、武装贵族与普通氏族战士。这些武装人群的覆盖面相当广泛,其中甚至包括了许多女性,这表明在商王朝的社会中,武装是一种常态。这种常态也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武装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耕作需要焚烧荒野,而在野外开荒,便需要伴随以武装活动。《甲骨文合集》第584片和第6057片的内容显示,商代的“田”这一类开垦的农耕区间可能会受到异族的入侵,而农田上耕作的氏族成员还可能成为异族袭击的对象。因此,商代的农耕开辟往往伴随武装活动展开,而武装活动也包括了对农作物的管理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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