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辆战车的车厢长1.3—1.6米,宽0.8—1.0米。这样大小的车厢,可以容下三名乘员跪坐。安阳梅园庄东南车马坑M40,随葬着两具人骨架。这样埋葬设计背后的预设是:这两名战车手随战车埋葬进入黄泉的地下世界,他们中有一人驾马车,有一人作战。车中还留有一个位置,那显然是留给战车主人的。因此可以推知,这一辆战车也是乘坐三名乘员。这辆车的车厢长1.34—1.46米,宽0.82—0.94米,面积接近前掌大M40的车厢。这里出土的另一辆战车M41随葬了一名车辆驾驶者。车厢长1.28—1.44米,宽0.7—0.75米,略小于M40号战车;安阳孝民屯一号殷车,车厢长为1.64米,宽为0.97米;安阳郭家庄殷墓车马坑M146的车厢长1.68—1.72米,宽1.06—1.09米。这些车厢的大小略有不同,但基本都能容纳三名乘员跪坐。
有学者认为,商代战车中只有两人,左边的战士射箭,右边的“御者”还要兼操戈作战。弓形器的用途是挂缰绳,可以在驾驶者作战时保持其平衡。关于弓形器,前文中已作陈述,是弓箭的附属部分。由于车中战士的跪坐姿势,因此并不需要弓形器来帮助挂缰绳以“保持平衡”。在小屯C区M20两车随葬三人,冯时认为其中一车两人,另一车葬一人。但似乎忽略了一点,就是战车上给战车主人预留下的位置。因此可以反证,战车上有三名乘员。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商代精神观念中有“尊右”的思想,这一点与宗周文化“贵左”的精神恰恰相反。
《礼记·王制》“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白虎通·辟雍》“里中之老有道德者为里右师,其次为左师”,陈立疏证:“盖殷法也。”这些文献记载说明在“殷法”中,右比左尊贵。卜辞中的用语结构,基本将“右”放在“左”前,称“右左”。如《屯南》2064,或先称“右”再称“左”,如《屯南》2328、《屯南》2320、《合集》28008等。《合集》5504、《合集》5512片甲骨记载,商代的武装编制也是按照“右”、“中”、“左”的次序排列的。可见在殷人的思维中,“右”比“左”重要,因此才先右后左,而这一观念也体现在武装编制的程序中。在埋葬制度中,殷代的异穴合葬墓,大多为男右女左。与周代及其以后“男左女右”的文化不同,显示出殷人以右为尊的信念。此外,在甲骨文用语中,“左”是一个不太好的灾难字,与“祟”、“害”、“孽”等字意思接近,如《合集》2496、248、30347、《屯南》930等。可以说,殷人以“左”为不祥。相反,“右”在甲骨文中通“佑”,对应了神灵的“保佑”、“庇佑”等含义。因此可以说,在商代精神观念中,“右”的空间价值与想象对应了一系列积极、善意和高贵的内涵。周人的战车中以左为尊贵,以车右为辅助者,而殷人的战车中则“尚右”。
在这一观念背景下,很难想象商代战车只有两名成员,而尊贵的“车右”位置是一名卑下的驾驭者,而这一名卑下的车辆驾驶者坐在尊贵的右边,一面驾驶车,一面还要亲自作战。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商代战车中的乘员共有三人。右边的尊贵位置乘坐地位最高的武士或车主,左边的武士负责射箭。当然,有时尊贵的成员也会坐于车左射箭,这似乎取决于他们相信弓箭具有克服不祥的巫术力量这一信念。至于驾驭者,则跪坐在中间。他们的地位低于两名作战的成员,有时会被同战车一起随葬,在地下世界继续追随车主人,驾马作战。这三名成员跪坐在铺有竹席的车厢中,能够较为有效地保持平衡。
坐在车右位置上的武士以使用青铜戈为主,在车战中,如果双方均使用战车,则两车在错毂时挥戈勾杀,由于相对速度很大,动能成倍增加,足以造成有效的战斗结果。但考虑到商代的敌对者除了北方与西北的群体之外,均普遍缺乏战车这种装备,因此不可能有如同周代战争那样进行错毂的车战,而应当是类似于西克索斯人侵入埃及那样,用战车冲击步兵。因此,战车的冲击力非常重要,而由于没有错毂的车战,殷人不需要很长的戈,所以车右位置的戈可能也并不长,只是用于在车上的指挥和攻击地面奔跑的敌人就足够了。有时车厢中会配置2—3件戈,应当都是作为这些用途。
可以做一个总结:商代战车的使用方式是移动作战,而不是仅仅运输武装者的工具。武装乘员在车中共有三人,他们都以跪坐的方式乘车,因此可以保持平衡。右面一般乘坐地位最尊贵的武士,他大多时候使用戈攻击车下的敌对者。左边坐着使用弓箭的战士,进行“左射”。车中是一名地位较低的驾驭者,这种驾驭人员也被同车马一起随葬,在地下黄泉世界继续追随车主人参与战斗。
四、战车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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