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明代是中国佛教的低落时期,尤其是缺乏理论创造力,思想亦少原创性。但从社会影响看,明代的佛教信仰接续宋代以来的民俗化进程,继续向纵深发展,呈现出更为鲜明的世俗化特征,并更为深入民众生活和社会之中,这是明代佛教的重要特征。有人指出:“明清在中国佛教史上,它是上承隋唐五代佛教,下启近现代佛教的‘关节点’,直接影响到近现代佛教的发展。如果说魏晋南北朝佛教以经籍翻译、摩崖刻石为代表,隋唐佛教的繁荣以宗派林立为标志的话,那么,明清佛教的继续发展则表现为一种深层次上的发展,即是以其深入人心为其典型特征。” 其中“深层次”的“深入人心”,即是世俗化转向。有人指出:“汉地佛教发展至明代,出现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具体表现为佛教重心的位移、佛教神圣性的消泯以及僧界内诸多乱象的产生。” 具体而言,其世俗化转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僧人关注政治。明代僧人关注政治,从明太祖朱元璋便已开始。朱元璋曾出家为僧,《明史·太祖纪》记载:“至正四年(1338),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逾月,游食合肥。……凡历光、固、汝、颍诸州,三年复还寺。”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深知东南江浙地区有大量士大夫躲入佛门后成为儒僧,于是撰写《拔儒僧入仕论》,征召儒僧。“昔释迦为道,不言而化,不治而不乱。……然释迦本同于人,而乃善道若是。斯非人世之人,此天地变化、训世之道,故能善世如此。……以朕观之,若此者不可多,释迦安可再生。方今虽有僧间能昂然而坐去者,不过幻化而已。” “方今为僧者,不务佛之本行,污市俗、居市廛。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躯,或逢人于道,或居庵受人之谒。其所谒者,贤愚贵贱皆有之,必先屈节以礼之,然后可。然修者以此为忍辱之一端耳。若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躯,忍辱于人,将后果了此道,何枉辱也哉?若将后不能了此道,其受辱屈节果何益乎?” 他指出虽然僧人为修行而“受辱屈节”,但难以得道成佛,因此,忍辱屈节仅仅是愚妄之行。明成祖朱棣从身为燕王到密谋起兵到“靖难之役”再到转战各地,离不开僧人道衍的筹谋策划。明末四大高僧云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中,前三位均与当朝政治关系密切。其中德清与政府关系最为密切,“沙门所作一切佛事,无非为国祝釐,阴翊皇度”。 因此,他广泛结交皇太后、中央官僚、地方官吏等。万历九年(1581),当得知李太后欲在五台山建祈储道场时,德清立即将正在筹划的《华严经》无遮法会改为祈储无遮法会,因而赢得李太后欢心。后来,他被神宗发配广东雷州。他在雷州又借用官僚的力量,复兴曹溪祖庭,“一岁之间,百废俱举”。
二、僧人关注现实社会与生活。随着佛教对政治的依赖,佛教与儒道结合得更为紧密,有三教融合之趋向,且更加关注现实社会与生活。日本学者镰田茂雄指出:“明清以后的近代佛教虽被人们认为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但中国人所接收的某些教义已经深入人心,化为血肉,佛教已不再是外来宗教,而是自己固有的宗教了……通过对观音的信仰、念佛会、放生会、受戒会、素食等实践活动,使佛教深深地渗透到人民之中,而且佛教还满足了人民‘有求必应’这个现世利益,佛教信仰同道教和民间信仰很协调,与人民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了。” 首先,佛教更加强调儒家的伦理纲常,如德清指出:“……是则佛法以人道为镃基!……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民生日用之常也。” 认为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纲常是佛法建立的基础。其次,佛教更加注重孝道,如智旭的《孝闻说》谓“世出世法,皆以孝顺为宗”,他又在《题至孝回春传》中说:“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认为孝道是佛法之根本,是儒者成圣的基础,佛徒得道的根本。 再次,佛教更加关注民生生活。如万历十二年(1584),山东发生灾荒,德清矫诏将李太后赐予修建庵居的三千金散施于灾民,得到李太后和明神宗的肯定。万历二十一年(1593),山东再次发生灾荒,德清将海印寺中储存的所有斋粮分赈近山之民,但仍然不足,他又拿出寺中钱财亲自乘船到辽宁买回大豆,救济山民,“由是边山四社之民,无一饥死者”。 在充军雷州的路上,德清见道路崎岖不平,行人走得艰难,于是嘱咐他的随行者修道路、建茶庵,以方便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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