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教即指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至崇祯十七年(1644)前后二百七十六年间朱明一代的佛教。黄忏华认为明代佛教思想进入呆滞的“保守时代” ,但“有明三百年间的佛教活动,在不同阶段有些不同的表现,不可一概论之”。 《剑桥中国明代史》执笔者之一于君方指出:“明代佛教活动的历史可被划分为三个时期:明初时期,包括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1368—1424);明中期,大约持续了一百四十年,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最后是始于万历年间(1573—1620)的晚明时期。” 这是将明代佛教划分为明初、明中叶、晚明三个时期。每一时期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明初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支持佛教,佛教发展相对活跃。朱元璋登极之初,邀江南名僧于南京蒋山常山寺举行法会,此后几乎每年都举行盛大法会,这对当时的朝臣、士大夫等均有重要影响。明太祖还吸取元朝因过度推崇藏传佛教而带来流弊的经验,转而支持汉传佛教。如组织人力刻印《洪武南藏》,共1600余部,7000余卷;钦定《心经》《金刚经》《楞伽经》为僧人必修的三部核心经典。洪武二十七年(1394)下诏“钦赐田地,粮税全免。常住田地,虽有粮税,仍免摊派”。 与此同时,他还颁施了一系列佛教政策并改革佛教制度,以整顿并限制佛教,具体表现在:第一,完备僧官制度,洪武元年(1368)正月,“立善世院,以僧慧昙领释教事。立玄教院,以道士经善悦为真人,领道教事” ,设善世院、玄教院,秩从二品,分掌僧道。善世院设于南京天界寺,由慧昙管领,下设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掌管全国寺院住持的任免。洪武十五年(1382),中央又设僧录司,执掌佛教事务,下设左右善世二人、左右阐教二人、左右讲经二人、左右觉义二人。在地方上,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以管理佛教。第二,强化社会管理。洪武十五年,将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礼部照得佛寺之设,历代分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现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 他不仅明文规定各类僧人职分,且统一僧服。“禅僧,茶褐常服,青条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深红条浅红袈裟;教僧,皂常服,黑条浅红袈裟。” 此外,因寺僧增多,政府在管理中严格剃度,并严格考试,免费发度牒。洪武二十八年(1395),“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 第三,严禁私度僧尼,私建寺观,严格限制僧道活动。《明会典》卷一六三《律例四》载:“凡寺观庵院除见在处所外,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违者杖一百,还俗。僧道发边卫充军,尼僧女冠入宫为奴。”“若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寺观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 此外,洪武二十四年(1391)发布《申明佛教榜册》:“今天下之僧,多与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是等其教而败其行,理当清其事而成其宗。令一出,禅者禅,讲者讲,瑜伽者瑜伽,各承宗派,集众为寺。” 洪武二十七年(1394)发布新榜册,又进行新的限制和规定:“令僧道有妻妾者许诸人赶逐,相容隐者罪之。有称白莲、灵宝、火居,及僧道不务祖风,妄为议论、阻令者,皆治重罪。” 明太祖的一系列措施,对佛教进行限制和引导的同时也整顿了道风,使佛教活动更加规范化,这也奠定了以后明代佛教政策的基础。
明成祖对佛教更为支持,僧人道衍因协助他发动“靖难之役”有功而被重用,受赐俗名姚广孝,官至太子少师。他利用仁孝皇后的“梦感佛说”,编撰伪经《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来寻求自己执政的合理性。在为该经作的序中,他说:“洪武三十一年(1398)春正月朔旦,吾焚香静坐阁中,阅古经典,心神凝定,忽有紫金光聚,弥满四周,恍惚若睡梦,见观世音菩萨于光中现大悲像,足蹑千叶宝莲华,手持七宝数珠,在吾前行。” 永乐十八年(1420)他还为《法华经》作序,颂扬佛教。永乐十五年(1417)他下令撰《神僧传》九卷,记载了自东汉迦叶摩腾至元代胆巴共二百零九位“神僧”的事迹,重视佛教的“阴翊王度”功能。明成祖还重视藏传佛教,两次组织刻印藏经。第一次是洪武五年(1372)刻于南京的《永乐南藏》,共1610部,6331卷;第二次是永乐十八年(1420)刻于北京的《永乐北藏》,共1621部,6361卷。因此,他基本上呈现出“佛教皇帝”“护法皇帝”的形象。
明代中叶指的是从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开始至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这一时期,共一百三十年,被认为是一个“相对沉寂”甚至“黑暗”的时期。这一时期或滥发度牒,或禁绝佛教,使佛教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明英宗崇尚佛教,正统五年(1440),度僧道两万余人。他还下令重修大兴隆寺。“上命役军民万人重修,费物料巨万。既成,壮丽甲于京都内外数百寺。改锡今额,树牌楼,号第一丛林。命僧作佛事,上躬行临幸。” “帝亲传法称弟子。公侯以下,趋走如行童焉。” 正统八年(1443),下诏度僧童一万四千三百人。需要指出的是,明初虽免费发放度牒,但到了景泰至成化年间,既有灾荒,又有战争,财政紧张,于是明宪宗时大量出售度牒,“每度一人,令其纳米十石”。成化九年(1472),山东灾荒,巡抚山东左佥都御史牟俸提出赈灾的办法之一即“给度僧道”。对此,户部集议后认为:“僧道正当十年一度之期,请令礼部出给空名度牒数万,令赴山东告给,每牒纳米二十石,或银二十五两。” 成化十二年(1476)度僧“一万三千三百四十”名。 据不完全统计,成化一朝,给发僧、道度牒竟达到了二十五万五千余张,这样全国僧、道超过了三十五万,或者说三十七万。 明武宗时期,僧道数量已非常多,但仍出售度牒,如正德八年度藏、汉僧及道士四万人。于是弘治中,吏部尚书马文升上奏裁僧。僧人数量的增加和僧团的膨胀,最终导致明世宗禁佛。明世宗(1521—1566在位)崇信道教,被认为是与宋徽宗齐名的“道君皇帝”。何孝荣曾在《论明世宗禁佛》中指出其禁佛行动主要表现为:毁刮宫中佛像,焚烧佛骨等物;拆毁、变卖各地私创寺院及尼僧庵寺,严禁私创寺院,不准修理废毁寺院;停止度僧,鼓励僧人还俗,强令尼僧还俗,清理非法出家者;严禁僧人设坛传戒说法;限制寺院经济,令僧人“供应赋役”;革姚广孝配享成祖庙庭;查革在京藏僧封号,斥逐藏僧。 究其原因,一是明世宗崇信道教,二是为革除明武宗滥度僧尼而带来的弊端,三是因为财政危机,四是佛教内部比较混乱,加上朝中一些大臣如杨廷和、方献夫的支持,使得明世宗禁佛不止。因此,明中叶的佛教,是比较颓败的。对此,于君方指出:“从永乐皇帝统治的结束到万历皇帝统治的开始的大约一百五十年间,佛教都处于一种严重颓败的状态。这并不是意指佛教的消失。相反地,随着更加慷慨大方地修建寺院和大规模出售官衔和度牒,帝国的资助达到新的高峰。佛教颓败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它表明了佛教自身对寺院戒律的松弛、对禅定与经典研究的忽视。”
明末时期,主要指的是明穆宗(1567—1572)、明神宗(1573—1620)、明光宗(1620)、明熹宗(1620—1627)、明毅宗(1628—1644)在位的时期,历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和崇祯五朝,其中万历时期是佛教复兴的重要时期。明穆宗对佛教的态度与前朝的明世宗截然相反,他崇佛抑道,批准重修京师番经、汉经二厂。明神宗继承崇佛政策,完成了经厂修复,刊刻藏经,“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尽”,与此同时,修建佛塔、佛寺。“逮至今上,与两宫圣母,首建慈寿、万寿诸寺,俱在京师,穹丽冠海内。” 最终在北方出现了北京和五台山两大佛教中心,在南方则以金陵为中心。万历朝佛教发展迅速,晚明文人谢肇淛曾说:“今之释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黉舍,唪诵咒呗,嚣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谈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者。” 陈垣指出:“万历而后,禅风寖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 明光宗泰昌时对佛教仍尊崇,但明熹宗和明毅宗时期因政治危机加深,对佛教又有所抑制。不过在整体上,晚明佛教有复兴趋势。据圣严法师统计,自1500年至1702年的202年间,禅宗方面有117位高僧大德,其中临济宗60人,曹洞宗42人,法嗣未详者15人。自1595年至1662年的68年里,禅人与非禅人编写的禅籍有60种386卷之多,禅人非禅籍以外的著述有65种269卷之多,足可见“明末禅宗的隆盛”。 关于明末的净土宗,他主要依据《往生净土集》《居士传》《净土圣贤录》《西舫汇征》以及《新续高僧传四集》等5种资料,统计到净土教人物132位之多,明末的净土教著作有24种71卷。 即便是唯识学,也有著作30种68卷。 此外,明末不仅出现了云栖、紫柏、憨山、蕅益等四大高僧,提倡禅、净、教、戒一体,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而且出现了四大佛教名山信仰,促进了佛教在民众中更为深广的传播,也加快了佛教的世俗化转向。
传统观点认为,明代是中国佛教的低落时期,尤其是缺乏理论创造力,思想亦少原创性。但从社会影响看,明代的佛教信仰接续宋代以来的民俗化进程,继续向纵深发展,呈现出更为鲜明的世俗化特征,并更为深入民众生活和社会之中,这是明代佛教的重要特征。有人指出:“明清在中国佛教史上,它是上承隋唐五代佛教,下启近现代佛教的‘关节点’,直接影响到近现代佛教的发展。如果说魏晋南北朝佛教以经籍翻译、摩崖刻石为代表,隋唐佛教的繁荣以宗派林立为标志的话,那么,明清佛教的继续发展则表现为一种深层次上的发展,即是以其深入人心为其典型特征。” 其中“深层次”的“深入人心”,即是世俗化转向。有人指出:“汉地佛教发展至明代,出现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具体表现为佛教重心的位移、佛教神圣性的消泯以及僧界内诸多乱象的产生。” 具体而言,其世俗化转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僧人关注政治。明代僧人关注政治,从明太祖朱元璋便已开始。朱元璋曾出家为僧,《明史·太祖纪》记载:“至正四年(1338),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逾月,游食合肥。……凡历光、固、汝、颍诸州,三年复还寺。”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深知东南江浙地区有大量士大夫躲入佛门后成为儒僧,于是撰写《拔儒僧入仕论》,征召儒僧。“昔释迦为道,不言而化,不治而不乱。……然释迦本同于人,而乃善道若是。斯非人世之人,此天地变化、训世之道,故能善世如此。……以朕观之,若此者不可多,释迦安可再生。方今虽有僧间能昂然而坐去者,不过幻化而已。” “方今为僧者,不务佛之本行,污市俗、居市廛。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躯,或逢人于道,或居庵受人之谒。其所谒者,贤愚贵贱皆有之,必先屈节以礼之,然后可。然修者以此为忍辱之一端耳。若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躯,忍辱于人,将后果了此道,何枉辱也哉?若将后不能了此道,其受辱屈节果何益乎?” 他指出虽然僧人为修行而“受辱屈节”,但难以得道成佛,因此,忍辱屈节仅仅是愚妄之行。明成祖朱棣从身为燕王到密谋起兵到“靖难之役”再到转战各地,离不开僧人道衍的筹谋策划。明末四大高僧云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中,前三位均与当朝政治关系密切。其中德清与政府关系最为密切,“沙门所作一切佛事,无非为国祝釐,阴翊皇度”。 因此,他广泛结交皇太后、中央官僚、地方官吏等。万历九年(1581),当得知李太后欲在五台山建祈储道场时,德清立即将正在筹划的《华严经》无遮法会改为祈储无遮法会,因而赢得李太后欢心。后来,他被神宗发配广东雷州。他在雷州又借用官僚的力量,复兴曹溪祖庭,“一岁之间,百废俱举”。
二、僧人关注现实社会与生活。随着佛教对政治的依赖,佛教与儒道结合得更为紧密,有三教融合之趋向,且更加关注现实社会与生活。日本学者镰田茂雄指出:“明清以后的近代佛教虽被人们认为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但中国人所接收的某些教义已经深入人心,化为血肉,佛教已不再是外来宗教,而是自己固有的宗教了……通过对观音的信仰、念佛会、放生会、受戒会、素食等实践活动,使佛教深深地渗透到人民之中,而且佛教还满足了人民‘有求必应’这个现世利益,佛教信仰同道教和民间信仰很协调,与人民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了。” 首先,佛教更加强调儒家的伦理纲常,如德清指出:“……是则佛法以人道为镃基!……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民生日用之常也。” 认为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纲常是佛法建立的基础。其次,佛教更加注重孝道,如智旭的《孝闻说》谓“世出世法,皆以孝顺为宗”,他又在《题至孝回春传》中说:“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认为孝道是佛法之根本,是儒者成圣的基础,佛徒得道的根本。 再次,佛教更加关注民生生活。如万历十二年(1584),山东发生灾荒,德清矫诏将李太后赐予修建庵居的三千金散施于灾民,得到李太后和明神宗的肯定。万历二十一年(1593),山东再次发生灾荒,德清将海印寺中储存的所有斋粮分赈近山之民,但仍然不足,他又拿出寺中钱财亲自乘船到辽宁买回大豆,救济山民,“由是边山四社之民,无一饥死者”。 在充军雷州的路上,德清见道路崎岖不平,行人走得艰难,于是嘱咐他的随行者修道路、建茶庵,以方便行人。
三、经忏佛事的盛行。经忏佛事又称经忏法事,或为消灾消业,或为超度亡灵,有瑜伽焰口、大悲忏法、慈悲三昧水忏、净土忏、药师忏、地藏忏等各种法事。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汉地民间的鬼神崇拜和佛教的轮回观念融合更为紧密,使得作为宗教服务的经忏佛事也变为商品,如在丧葬礼仪上或在寺庙请僧人超荐亡灵。洪武年间,僧人被分为三类:“禅僧”“讲僧”和“教僧”。“教僧”又称“瑜伽僧”,是专为人诵经礼忏的应赴僧,这说明当时的佛教信仰形态已经有所变化。教僧原本奉行密教三密瑜伽教法,但在明代则“演变成专行经忏施食等法事内容之瑜伽教”。 在讨论明初的瑜伽教政策的基础上,陈玉女认为,明太祖将从事经忏活动的僧人归为瑜伽教僧一类,并统一了瑜伽科仪与经忏价格,使其专职化、合法化,从而促进了经忏活动的兴盛。因为社会需求的增加,其他僧人乃至俗人转投此行甚多,进而导致僧侣素质的下滑,甚至造成一些社会问题。 此外,明太祖拟定的“道场诸品经咒布施则例”规定:“《华严经》一部,钱一万文;《般若经》一部,钱一万文;内外部真言,每部钱二千文;《涅槃经》一部,钱二千文;《梁武忏》一部,钱一千文;《莲经》一部,钱一千文;《孔雀经》一部,钱一千文;《大宝积经》,每部钱一万文;《水忏》一部,钱五百文;《楞严咒》一会,钱五百文。已上诸经布施钱,诵者三分得一,二分与众均分,云游暂遇者同例。若有好事者额外布施,或施主亲戚邻里朋友乘斋下衬者,不在此限。” 这说明明朝已经以制度的形式,保障教僧通过经忏佛事赚取酬劳。经忏佛事的盛行,也导致民间出现私设寺院、自营经忏等活动,造成僧团混乱。如明武宗时的进士林希元在奏章中写道:“南方之僧,虽起于贫乏,而所图则易者,头发一落,田园连阡,富拟封君,坐享轻肥。间有身居僧寺,心在尘垢。阳虽削发为僧,阴实置妻生子。又有赎典僧田,营植私产。家计既立,僧籍遂除。是其利富腴者然也。”
四、民间俗神进入佛教信仰体系。民间信仰与佛教关系十分紧密,虽然从佛教传入中土开始,二者就开始相互影响,但是不论是魏晋,还是隋唐,抑或在宋元,二者都未完全融合,而只有到了明代,二者才完全融合。“民间信仰虽然与佛教早有紧密的联系,但大规模地作为佛教僧众信仰的神灵出现在寺院,在明代方为出现,这也是僧众内心接受民间信仰佛教化的一个标志表现。” 因此,“明代是民间信仰与中国佛教完全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段,对清代、民国以至现当代民间信仰与佛教寺院的关系都有深远的影响”。 “民间俗神更加深入佛教寺院山林中,成为明代僧众内心世界中真正的佛教之神。这也标志着中国民间信仰佛教化的真正完成。” 据曹刚华研究,明代佛教寺院山林供奉的俗神,根据其在佛教寺院山林的空间位置来看,大致可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指由僧众居士修建在寺院里的民间神祇。它们或是民间神形象的伽蓝神,或是历史圣贤,或是有恩惠于寺院的士绅。这些神祇身处佛教圣地,接受佛教熏陶,接受僧众和信众的膜拜,可以称之为佛教的“正神”。第二个层面是指在寺院左右附近的地方神祇,或是由僧众建造管理,或是由地方居民建造管理。由于距离寺院较近,这些神祇多具有佛教因缘,是介于佛教正神与地方神祇之间的混合体。第三个层面是佛教边缘化的地方神祇。这些神祇祠堂距离寺院有较远的距离,但在大地理概念上仍在寺院范围之中,僧众编撰佛教寺志的地图中也有其位置。 “明代是民间神祠大举进入佛教寺院系统,僧众真正将民间神灵纳入佛教神的繁盛时代。寺院僧众按照不同的方式,或直接在寺院中建祠祭祀,或参加民间神祠的修建管理,或给予民间神祠授戒,将寺院山林附近的民间神祠收入到寺院系统,并且从心灵深处,接受民间神祠的佛教化。其意义非同凡响,影响至清代、民国,甚至现当代的寺院与民间神祠的关系,以至清代常有寺院僧众‘将血食诸神,杂塑庙中’,并称佛。”
五、佛教节日进一步演变成为民间节日。宋代随着佛教民俗化的发展,一部分佛教节日就已开始在民间产生影响,明代这些佛教节日的影响更为深广,如佛诞日、观音诞、文殊诞、盂兰盆会等。也有一些民间节日和佛教节日融合,如腊八节。腊八节本是我国祭祀祖先和百神的传统节日,但随着佛教的传播,至迟在宋代以后,腊八节逐渐与佛成道日融合,成为一种集民间传统与佛教特色为一体的节日。依托这些佛教节日,形成规模宏大的庙会,使其不仅仅是宗教活动,更是演变为具有多种功能的民间活动,如商品交换、民间娱乐等,这一习俗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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