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末年,关河扰乱,安世高去江南避难,先后经庐山、南昌、广州等地,最后活动于会稽。《高僧传》载:“(安世高)欢喜相向云:‘吾犹有余报,今当往会稽毕对。’广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资供,随高东游,遂达会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乱,相打者误着高头,应时陨命。广州客频验二报,遂精勤佛法,具说事缘,远近闻知莫不悲恸,明三世之有征也。” 据此,安世高殒命浙江会稽。他的弟子,有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等。康僧会于《安般守意经序》中说:“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执德弘正,烝烝进进,志道不倦。” 又《高僧传》载:“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陈慧,传禅经者比丘僧会。然《安般》所明盛说禅业。是知封函之记。” 会稽的陈慧继承其学说。而康僧会受学于陈慧,协助他整理《〈安般守意经〉注》,并撰写《〈安般守意经〉序》,“余之从请问,规同矩合,义无乖异,陈慧注义,余助斟酌,非师不传,不敢自由也”。 传说浙江东汉末年建有佛寺,《光绪仙居志》卷二三“寺观大兴寺”条载:“东汉兴平元年(194)建,初名石头禅院。”被认为“属实”。 20世纪80年代,于该寺遗址发现有泥质红陶花卉图案圆形瓦当和泥质灰陶绳纹、印纹等陶器碎片,可证实东汉时确曾建过寺院,这也被认为是浙江第一座寺院。
东汉灵帝时,大月氏人法度率领数百人来华经商,并定居于中国,其后代也于中国繁衍生息。法度来中国后,被朝廷授予“率善中郎将”。其孙支谦也随祖父一起来到中国。因此,他从小便受到中外文化的影响,不仅通达梵文,而且精通汉文,并且精通六种语言,他还拜支谶的弟子支亮为师,支亮是汉末三国时的僧人,字纪明。支谶、支亮、支谦被合称为“三支”,“三支”博学多才,被称为“智囊”,当时的人们都说“天下博知,不出三支”。受大月氏佛教传统以及支谶、支亮等人的影响,支谦喜欢钻研大乘佛教理论,从小遍翻各种译本,但是对于这种过于质朴而又晦涩的翻译并不满意。汉献帝末年,洛阳战乱。为躲避战祸,支谦和乡人数十人一路向南,奔赴东吴。《高僧传》记载“汉献末乱,避地于吴”。 《两浙名贤录·支谦传》载他“汉末世乱,避地会稽”,在浙江传播佛教。他翻译的经典,以大乘佛经为主,但也有一部分小乘经典,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共有佛经三十六部四十八卷,较为重要的是《大明度无极经》《维摩诘经》《无量寿经》等。
继支谦之后,康僧会也赴东吴弘法。他可能是从交趾乘船至会稽,再转至建业(南京)弘法的。 赤乌十年(247),他至建业弘法。经过一番努力,最终使江左佛法大兴,其中包括浙江部分地区。孙权最初建设的三座寺院,即有浙江海盐县的金粟寺。明初宋濂《重兴太平万寿禅寺碑铭》云:“当吴之时,佛法虽至中国,而大江以南则无有也。赤乌中,康居沙门僧会实来,祈获释迦文佛真身舍利,始创三寺,其二即金陵之保宁,海盐之金粟。” 孙权为浙江富春(今杭州)人,建金粟寺后,东吴尤其是浙江官员或眷属纷纷效仿建寺,如孙权吴夫人在海盐舍宅建法喜寺,吴将军郑平舍宅建衢州祥符禅寺,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支谦和康僧会是沿着不同的路线抵达浙江的,支谦随其族人从陆上丝绸之路来华,而康僧会是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的。他们不约而同汇聚于东吴,并在浙江弘法。可见,浙江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传播的交汇处。
总之,东汉末年,佛教已传入浙江,并在东吴时期迅速发展。之后的浙江佛教学派纷争、宗派并立,并在宋代达至极盛;宋代以后,在进一步的民俗化过程中,浙江佛教深入民众生活,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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