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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儒家道统系谱的排他性和开放性

排他性是儒家道统系谱被人所熟知,也是被严厉批判的一个特点,如钱穆先生就对此批判甚剧,他说:“宋、明道学诸儒在中国儒学传统里有其甚大之成就与贡献,但此一狭窄的道统观,却不能不说由他们创始。”他甚至因而认为:“就历史文化大统言,宋儒此种道统论,实无是处。” 汤一介先生在《中国儒学史总序》中也说道:“既成学派难免也会有排他性。因此,对‘道统’的过分强调就可能形成对其他学术文化的排斥,而形成对异端思想的压制。” 在儒家道统系谱建构中,学者不仅排斥佛、道这样的异端,同样也排斥儒家内部的不同派系,甚至还排斥同一学派中的其他士人。

不过,同样应该注意的是,尽管排他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道统人物的拣择范围,但儒家道统系谱的建构却并非仅仅凭借排他性就能完成。在排他性之外,对道统人物的拣择其实又从来没有形成过某种统一的明确的标准,卫道、明道、传道、思想倾向、学术成就、政治议论、个人行节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到某个道统人物的去取,但这些因素自身的重要程度、各种因素之间的权衡考量,几乎也很难确定出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由此,士人在道统系谱的建构中对于道统人物的拣择,其实通常都有着视实际语境而定的相当程度的宽严随机性,即便在明清时期出现的诸多专意整理道统系谱的著作中,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太大的改观。

朱熹以后,历代陆续出现过不少专意整理道统系谱的文字甚至专著。如南宋有黄榦《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陈淳《师友渊源》、宋理宗《道统十三赞》;宋元之际有吴澄《道统图并叙》、赵复《传道图》、熊禾《祀典议》;明代有黄卷《道统正系图》、周汝登《圣学宗传》;清代有孙奇逢《理学宗传》、熊赐履《学统》、张伯行《道统录》,等等。以下将这些书、文所叙述的道统系谱绘制成表格,以便省览和比较。

通过表格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类似的著述所排列的道统系谱,没有两部是完全相同的,有些甚至因朱、陆之别而差异极大。在这些类似的著述中,很难确定出哪一部所陈述的道统系谱具有绝对的唯一的权威性。不仅如此,这些著述所罗列的道统人物,与孔庙中所祭祀的人物也同样差别相当大。儒家道统系谱的这种特点,与一些宗教极为强调固定化的神谱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缺乏一种完整的具有唯一权威性的道统系谱,并不意味着道统系谱的中心不明确。从本书的论述可以看到,不管是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这一五贤道统系谱中的孟子和韩愈,还是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四配道统系谱中的孟子,抑或理学道统系谱中的二程和朱熹或陆九渊,各种道统系谱的中心人物都是相当明确的。但是,在这些中心人物之外,一个完整的儒家道统系谱到底应该如何排列,则始终难以形成某种固定的结论,正如罗志田先生所观察的:“中西文化的一个大区别,即西方的观念通常都讲究界定清晰严密,而中国的传统观念往往是中心或主体基本稳定,但边缘却伸缩波动,变多于定。中国文化是一个边缘无限开放的体系。” 儒家道统系谱虽然有其较为固定的中心,但这个中心并不是闭合的,而是开放的。儒家道统系谱虽然因其排他性而不时具有断裂性的特征,但这种断裂并不是永久的,而是暂时的、可续的。不管是在既往道统人物的筛选上,还是在道统传递的未来指向上,儒家道统论都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历时开放性。张东荪先生早就谈到过,“道统上一方面是一线相延,在他方面却又随时适应新的变化”。 王水照先生也曾指出过,学者“津津乐道‘道统’并不仅仅是对昔日传统光荣的歆羡,而是有着明确的现实追求”。 张亨先生也认为:“道统观念中本涵着开放与创新的性质。……这种开放性可以使道统的内部产生张力与互动,从而也使它具有了创造更新的契机。” 这些都注意到了道统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

朱熹之后历代书、文所叙道统系谱一览

道统论的这种历时开放性反映在道统系谱建构上,便是其不断扩充的强烈特性。韩愈在《原道》中仅仅罗列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系谱,但这一道统系谱却不断得到扩充,后来皮日休在其《原化》中说:“圣人之化,出于三皇,成于五帝,定于周、孔。” 即已将孔子之前的道统系谱叠加至于三皇,后来宋理宗《道统十三赞》也以伏羲为道统之开端。而孟子以下,同样也逐渐扩充了荀子、扬雄、王通、韩愈而成五贤道统系谱,此外还有诸如贾谊、董仲舒、柳宗元等人也不时进入其中。在五贤道统系谱瓦解之后,孟子获得独尊的地位,但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道统系谱又被重构起来。二程门人大多独尊二程,但周敦颐、张载、邵雍乃至司马光后来也一并被视作理学的开创者。孔庙附祭系统是儒家道统系谱的制度化显现,而到1919年李塨进入孔庙从祀,孔庙中附祭的有四配、十二哲、先贤七十九人、先儒七十七人,此外附设的崇圣祠中还另有十人,共计竟有一百八十二人之多。

不仅如此,与地域因素在王朝正统论中的重要性相比,地域因素在儒家道统系谱建构中几乎无足轻重。另外,一些离道统系谱主干较远的大儒,也可能会以乡贤的身份影响地方道统系谱的建构,某些地方性的大儒有时还能等到机会进入道统系谱主干,而某些本来在国家孔庙祀典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大儒则也可能改祀于乡。可见在空间的维度里,儒家道统系谱同样具有开放性,它不仅不受地域因素的限制,而且能以相当的弹性来适应国家与地方的政治空间构造。至于官爵之高低,仕途之显暗,就更不是甄选道统人物的依据了。因此,在儒家道统系谱的排他性特征之外,同样也应该注意其开放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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