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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一节 士人以道自任风气的形成

以上柳开、石介、李觏只是其间最具代表性的例子,随着古文运动影响的扩大以及新儒学的迅速发展,类似的例子越来越多。而这种以道自任和推勉他人继承道统的普遍风气,必然会使得儒家道统系谱上的本朝人物名单越来越长。李觏曾记李观“来书谓孔子之后有孟、荀、扬、王、韩、柳,国朝柳如京(开)、王黄州(禹偁)、孙(何)、丁(谓)、张晦之(景)及今范(仲淹)、欧阳(修),皆其继者也。” 司马光也曾记陈充“所称引古今传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扬、王、韩、孙、柳、张、贾”十人 ,除了孔子、孟、荀、扬、王、韩五贤及柳宗元、孙郃外,其余柳开、王禹偁、孙何、丁谓、张景、范仲淹、欧阳修、贾同等全都是宋人 。而这种附加本朝人物以扩充道统系谱的趋势,在孙复和石介那里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孙复曾说:“国朝自柳仲涂开、王元之禹偁、孙汉公何、种明逸放、张晦之景既往,虽来者纷纷,鲜克有议于斯文者,诚可悲也。” 石介也说:“文之弊已久,自柳河东、王黄州、孙汉公辈相随而亡,世无文公儒师,天下不知所准的。”

这种不断大量添加本朝人物的风气,是与五贤道统系谱的建构、流行过程相重合的。然而,如此没有什么限制地不断扩充道统系谱,未免把道统人物的拣择标准放得太宽了,这对于道统系谱的权威性也难免会造成负面影响。由此,一些士人开始警惕这种风气。李觏在回复李观时即说:“足下欲以为法,当考其所为工拙,不宜但徇其名也。”他进而谈及自己对李观所列诸人的看法,云:

孟氏、荀、扬醇疵之说,闻之旧矣,不可复轻重。文中子之书已泯绝,唯《中说》行,然出于门人所记,观其意义,往往有奇奥处,而陷在虚夸腐脆之间。《隋书》无本传,又不得案其行事。退之之文,如大享祖庙,天下之物苟可荐者,莫不在焉。佐平淮西,解镇州围,功德卓荦,在听闻者不一,诚哉!其命世也,子厚得韩之奇,于正则劣矣。以党王叔文,不得为善士于朝。近者如京,先倡古道,以志气闻。黄州学而未之得,然其人谔谔有风标。彼孙、丁之文,举人之雄者耳,其立朝不闻有所建明,而胎天下之祸,为吾徒羞。晦之之辞不奇,诸所著文,未足可嘉,至于议论,则识精才健,无远不到,若《洪范王霸》篇,笼络天人,锤锻古今,虽子厚好为论,尚未及也。先朝文士,唯此人耳。惜其疏俊,得罪于世,故立身不可不慎。若子厚、晦之,皆非凡人,被恶名,虽欲自新,而死期至矣。范公、欧阳盖为贾谊、刘向之事业,穷高致远,未易量也。

在李觏看来,李观所列诸人大都未能完全继承孔子,可见李觏对于道统人物的拣择已经开始趋于审慎。而且李觏不仅对李观所列的宋代诸人颇有微词,对于孟、荀、扬、王、韩五贤也已有所分辨。

司马光也对陈充所扩充的道统系谱予以批评,说:“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学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则光平生不能为文,不敢强为之对,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则光与足下并肩以学于圣人。”他将古文和古道明白分为两事,进而又对陈充所列五贤及以下诸人评论道:“若语其文,则荀、扬以上,不专为文,若语其道,则恐王、韩以下,未得与孔子并称也。若论学古之人,则又不尽于此十人者也。”司马光又云:“彼数君子者,诚大贤也,然于道殆不能无驳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则莫若以孔子为的而已。”是则在司马光看来,陈充所列诸贤均未至于醇粹,而且认为要评判前贤,要“求道之真”,就应该以孔子为标准。

然而,尽管大量添加本朝人物扩充道统系谱的风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以道自任的风气却并未消停。到北宋中期,几个主要的新儒学学派也大都认为自己得传儒道,各不相让,范祖禹曾观察说:“近世学士大夫,自信至笃,自处甚高。或未从师友,而言天人之际;未多识前言往行,而穷性命之理。” 苏轼也曾批评这一风气说:“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无涯之心,动辄欲人以周、孔誉己,自孟轲以下者,皆怃然不满也。” 苏轼所说虽然有所夸张,但确实道出了宋代士人以道自任的普遍风气,而他自己其实也是颇以继承道统自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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