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焞门人韩元吉也大体如此,其《南涧甲乙稿》卷十七有《周公论》《老子论》《孟子论》《荀子论》《孔明论》《韩愈论》诸论。其《孟子论》极力以“性善之善不与恶对”论而为孟子性善论辩护,并在结论中说:“是道也,惟《易》言之,孟子能明之耳。荀况、扬雄其皆未达于《易》者乎!” 其《荀子论》也说“传孔子之道曰孟子”,而批判荀子乃“未免于求合者”。 其《韩愈论》表述得更为明确,云:“子思所谓性,孟子所谓仁,其皆合于孔子矣。自荀况、扬雄,曾不知以道为何物。董仲舒,汉儒之盛者,亦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而已。又曰‘大原出于天’,则圣人之道,人亦何自而求之,何自而得之哉?”而“韩愈之作《原道》,可谓勇于自信者也,非有假于他人之说也,其所见于道者如此也。然愈者能明圣人之功,而不能明圣人之道”。他还对韩愈《原道》“博爱之谓仁”进行了批评。
不过,二程对孟子气象略有所差而不及颜子的判断,以及其对于君臣关系的保守看法,却逐渐被程门后学放弃,孟子逐渐趋于全面圣人化。有的门人对孟子的评价还沿袭着二程,如谢良佐即云:“颜子学得亲切。如孟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无限量也。”但是,“人之气禀不同,颜子似弱,孟子似强。颜子,具体而微。……孟子强勇,以身任道。……虽然,犹有大底气象未能消磨得尽,不然,‘藐大人’等语言不说出来,所以见他未至圣人地位”。所以,他认为“颜子扩充其学,孟子能为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颜子之学粹美”。 这些基本上都是承袭二程的看法,在“藐大人”这一点上的看法也是如此。
朱熹《孟子精义》罗列了吕希哲、谢良佐、杨时、尹焞等人对《尽心下》“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章的解释。谢良佐说“诸国君相……只管行礼,又不与你计较长短”,又引孔子言行为参照,《论语·八佾》:“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论语·乡党》:“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论语·子罕》:“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谢良佐由是认为:“其(孔子)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强做出来气象,与孟子浑别。……(孟子)犹自参较彼我,未有合一底气象。”杨时的解说几乎完全相同,他说:“(孟子)以己之长,方人之短,犹有此等气象,在孔子则无此矣。”他也引《乡党》和《子罕》为据,说孔子“何暇藐人”,又引《礼记·祭义》:“贵贵,为其近于君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最后说:“故孔子谓君子畏大人。”(《论语·季氏》)
然而,尹焞和吕希哲却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二程的看法。尹焞释云:“问孔子畏大人,孟子说大人则藐之,如何?曰:孟子方其陈说君前,不直则道不见,故藐之。若其平居,则其胸中亦未尝不畏且敬也。”则虽然尹焞还是认为“藐大人”不当,但却肯定了“不直则道不见”的正面意义,并以此而为孟子进行开脱。吕希哲还要更加激进,他说:“大人,谓当时之尊贵也,所为多非先王之制,以道观之,不足畏也。故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富贵之势则气舒意展,言语得尽。”这实际上也是“不直则道不见”之意,他又解释孔子之所以畏大人,是因为大人“有道”。如果大人“无道”,则君子应该建言拯救,而“藐之,所以钦之也”,所以他说:“孟子之意,所言在我者道耳,在彼者势矣,道与势孰重?藐之所以伸道。”这就对孟子“藐大人”的主张已经完全肯定了。
此后,到二程再传及其他后学,则基本上都放弃了二程的看法,而与吕希哲更加接近。胡宏《释疑孟》在批驳司马光《疑孟》指责孟子骄君时便说道:“自秦、汉以来,师傅道绝,朝廷乏仪,大抵皆袭嬴氏尊君抑臣之故,无三代之遗风久矣。司马子习于世俗,溺于近闻,譬之安于培塿者骤窥泰山,乌得不惊且疑乎?” 胡宏门人张栻《孟子说》解说此章也基本上沿袭吕希哲的解释,他说:“视其巍巍然,则动于中;动于中,则慕夫在彼之势,而诎其在我之义矣。……士必寡欲而后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后知所自重,知自重而后不为势所诎。使其言听而道行,则生民斯受其福矣。” 朱熹也大体如此,他在《孟子集注》中节取了杨时解释的“以己之长,方人之短,犹有此等气象,在孔子则无此矣”一段,却删掉了杨时表达批评的后半段,让人误以为杨时也是持赞许的态度,不仅如此,他还自己注解说:“此皆其所谓巍巍然者,我虽得志,有所不为,而所守者皆古圣贤之法,则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实际上也基本是吕希哲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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