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从未像现在这样糟心、拥挤、紧张。钱多得是,纽约的反应也不慢。餐馆很难挤进去,经理们为了史瓦夫餐馆的一顿午餐,乖乖候在门口,如同失业者排起长龙,只为领一碗热汤。(繁荣期人们排队等一口吃的,萧条期也一样。)曼哈顿的午餐时间提前了半小时,始于十二点或十二点半,指望能先于众人抢得一席之地。人人下班时间都比以往饿了一点。公寓张起“恕无空房”的告示。第五大道的公共汽车上,只有站立的分儿,而从前每个买票的乘客都有座位。旧日的双层汽车消失了——人们搭车再不是为了兜风。
某些日子的某些时刻,几乎叫不上一辆出租车,争抢得厉害。你抓住车门把手,拉开车门,发现还有一位从另一侧长驱直入。看门人靠吹哨子调度出租车发了财,一些看门人其实无门可看——不过是在大街上溜达,见机行事,给出租车乘客拉拉车门。与以往稍许悠闲的日子相比,纽约变得不舒适,也不方便了,但纽约人原本就不在意舒适和方便——果真在意,他们会搬到其他地方。
纽约最微妙的变化,人人嘴上不讲,但人人心里明白。这座城市,在它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只需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立即就能终结曼哈顿岛的狂想,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摧毁桥梁,将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将几百万人化为灰烬。死灭的暗示是当下纽约生活的一部分:头顶喷气式飞机呼啸而过,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时时传递噩耗。
城市的所有居民都须面对湮灭无存这一顽固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在纽约表现得更为集中,因为纽约本身就是集中的,还因为,所有目标中,纽约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最受瞩目。在可能发动袭击的狂人的头脑中,纽约无疑有着持久的、不可抵挡的诱惑力。
自由女神像一向是纽约的标志,并将纽约推向世界。今天,自由与死亡各行其道。沿东河,在推平的龟湾屠宰场上,好像是为了与鬼魅般逼近的飞机竞赛,人们破土动工,创建联合国的永久总部——所有建筑项目中最伟大者。纽约从容接纳了又一座城中之城,这次是供各国政府栖身,清理叫作战争的废墟。纽约不是政府所在地,它不是国家首都,也不是州的首府。但它正在成为世界的首都。建筑师设想的这座大厦,是个直立的火柴盒状。车辆在第一大道下面的新辟隧道中奔流。四十七街将拓宽,(如果我猜得不错,卡车将在夜晚悄悄开进来,栽种高大的树木,树木的根须与城市的管线纠结在一起。)城市将再一次几乎不动声色地吸纳又一批来访者。它已经表明自己有能力收藏联合国——过去两年来,大批代表活跃在纽约,居民们却很难瞥见他们的燕尾服或黑色礼帽。
这场竞赛,这场制造毁灭的飞机与艰难降生的人类议会之间的竞赛,在我们所有人心中留下印记。纽约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普遍的困境与全面的解决方法,掩在钢与石之后的这座迷宫,既是一个绝好的目标,也是非暴力和世界大同的完美象征,这一目标高耸入云,飞机只能拦腰撞向它,它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家的家园,一切事情的发源地,在这里进行的审议,将拦截飞机,抢先阻止它们的毁灭行动。
龟湾的这座新的人类之城,向西一两个街区,有一株大柳树,枝条密匝匝遮盖了庭院。这是一株伤痕累累的老树,经磨历劫,攀爬过度,靠铁丝捆扎才不致摧折,但知道的人都对它很有感情。在一定意义上,它象征了这座城市:在艰难中存活,在困境中生长,在混凝土中蓄养元气,兀然挺立,迎向日光。如今我每次见到它,感觉飞机冷森森的阴影,都会想:“必须拯救它,拯救这一棵树。”如果它不复存在,一切都将陨灭——这座城市,这个怪异而又神奇的典范,如果抬头望去,消失不见,人将心如死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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