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龙生命中最初的严酷饥饿过去了。他看到孩子们天天都有些吃的，也知道每天早晨都有米粥，而且他一天的劳动和阿兰的乞讨，两者所得足以应付早晨的粥钱，于是他生活中的陌生感逐渐消失，他开始感觉到这座城市是什么样子，虽然他只是生活在城市的一角。他每天从早到晚在街上奔跑，渐渐知道了这座城市的一些风尚，也知道了这座城市一些偏僻的地方。他了解到早晨拉的那些客人，如果是女的，那是去市场买东西；如果是男的，他们不是去学校就是去商行。这些都是什么样的学校却无法知道，他只知道它们叫作“西洋大学堂”或“中国大学堂”，因为他从未进过校门。他知道，如果他进校门，就会有人来问他待在不该待的地方干什么。他拉客人去到的那些商行的情况，他也一无所知，反正他只知道别人坐车，他拿钱。

他知道晚上拉的人是去大茶馆或者娱乐场所，这些场所是公开的，放着满街都能听到的音乐，在木桌上放着用象牙或竹子做的麻将牌，而秘密的、不声不响的、隐蔽的娱乐则是在墙后面的内房里。但王龙本人对这些娱乐一无所知，除了他的窝棚，他的脚还没有跨进过任何门槛，他拉的车总是停在某个门口。他对生活在这个富裕的城市里感到格格不入，就像在富人家里靠吃残肴剩饭为生的老鼠，这里躲躲那里藏藏，永远也不会成为那个家庭真正生活的一部分。

情况就是这样，虽然三百多里不及千里遥远，陆路不及水路遥远，但王龙和他妻儿在这个南方城市里却像外国人似的。不错，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也长着黑头发、黑眼睛，和王龙一家人没有什么不同，和王龙老家那地方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听他们说话虽有困难，但至少能够听懂。

然而安徽毕竟不是江苏。在王龙的出生地安徽，人们说话慢而深沉，就像是从嗓子里发出来的似的。在江苏他们现在住的这座城市里，人们说话时音节从嘴唇和舌尖上爆破出来。王龙老家的田地一年里总是慢腾腾地收两季，麦子和稻子，以及一些玉米、豆子和大蒜；而这座城市周围的农民不停地用臭大粪催他们的土地，除了稻子之外，一茬接一茬在地里种各种蔬菜。

在王龙老家，一个人有了白面烙饼配大蒜就是一顿好饭，再不需要别的。但这里的人吃肉圆、冬笋、栗子鸡、鸭肫、鸭肝，以及各式的蔬菜。当乡下人带着隔夜的大蒜味走过时，这里的人就仰起鼻子喊道：“真臭，江北佬！”一闻大蒜味，卖布的商人会抬高蓝棉布的价格，就像他们对外国人抬价那样。

因此，贴墙而建的这一带窝棚永远不会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也不会成为城外乡村的一部分。有一次，王龙听见一个年轻人在夫子庙的角落上对一群人慷慨激昂地演讲——那个地方谁有勇气都可以站上去演讲——年轻人说中国必须发动一次革命，起来反对洋人，王龙听了非常害怕，偷偷地溜走了，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年轻人义愤填膺地谴责的洋人。又有一天，他听到另一个青年演讲——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有青年演讲——那人站在街角说，现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必须进行自我教育。王龙不觉得那人说的包括他王龙在内。

直到有一天，他在绸缎行的街上找顾客，才明白更多的情况，原来这座城市里还有些人比起他来更加是洋人。这天他正好经过一家店门口，那是女人常去买绸缎的商店，有时候那里出来的顾客付的车钱多。就在这天，有个人走出来突然碰上他，这个人的样子以前他从未见过，说不出是男是女，但是个高个子，穿着一件用粗料子做的挺直的黑色大衣，脖子上围着死兽的毛。他刚经过，这个不知是男是女的人轻快地打了个手势，让他把车杆放低。他照着做了。他站直身子，茫然地看了看这个坐车的人，那人结结巴巴地告诉他去大桥街。他开始拉着车奔跑，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叫住那天拉车碰巧认识的另一个车夫问：“你看——我拉的是个什么人？”

那人喊着回答说：“洋人——美国女人——你发财啦！”

但王龙害怕身后那个奇怪的家伙，拉着车尽可能地快跑，等他到达大桥街时，已经筋疲力尽，汗流浃背。这个女人下了车，用同样结结巴巴的话说：“你用不着拼命跑。”然后在他手里放了两块银圆，这比平常的价钱多出了一倍。

这时王龙才知道这是个真正的洋人，在这座城市里比起他来更是外来人；他也知道了黑头发、黑眼睛的人毕竟只是一种人，还有另外一种黄头发、黄眼睛的人。从那以后，他在这座城市里不再完全觉得自己是洋人了。

那天晚上，他原封不动把两块银圆带回到窝棚，告诉了阿兰这事，她说：“我见过他们。我经常向他们讨钱。只有他们才往我碗里放银钱而不放铜钱。”

但是，王龙和他老婆都觉得洋人给银钱不是出于什么善心，而是他们无知，不知道给乞丐铜钱比给银钱更合情理。

然而，从这次经验中，王龙学到了那个青年不曾教给他的东西：他和那青年属于同一类人，都长着黑头发和黑眼睛。

如此靠近这个巨大的、四面伸延的、富裕的城市的郊区，看来至少不会缺少吃的东西。在王龙和他一家人来的地方，人们挨饿就是因为没有吃的，天灾无情，地里不长东西。在那里，银钱没什么用，在没有东西的地方，自然买不到东西。

在这座城市里，处处都有吃的东西。在鱼市那条石子路上，两旁排着大筐，大筐装着银白色的大鱼，那是夜里在水很深的河里捕的；一桶桶鳞光闪闪的小鱼，那是用渔网从池塘里捞的；一堆堆青色螃蟹，在愤怒的惊恐中爬动，用前脚互相夹着；还有蜿蜒蠕动的鳝鱼，那是美食家的佳肴。在粮食市场上，有些很大的粮囤，大得一个人可以走进去埋在里面，没看见的人绝不会知道；那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粮食，有白米，深黄和浅金色的小麦，黄色的大豆，红豆，青绿的蚕豆，鲜黄的小米和黑白芝麻，等等。在肉市场，整口整口的猪被钩住脖子挂着，肚子对着劈开，露出红色的肉和肥实的猪膘，猪皮柔软，又厚又白。在鸭店的檐下，到处都挂着一排排棕色的烤鸭，那是人们在炭火上用铁扦插着鸭子慢慢地转着烤制出来的，店里还挂着白色的盐水鸭和一串串的鸭肫、鸭肝。在那些卖鹅、山鸡和其他各种家禽的店里，同样也是一派丰盛的景象。

至于蔬菜，地里能产什么，这里就有什么。鲜艳的红萝卜、空心的白藕、白的芋头、绿的卷心菜、芹菜、豌豆芽、棕栗子以及调味的香菜等等，应有尽有。在这座城市的市场上，凡是人们想吃的东西都可以找到。小商贩们来来去去，有卖糖、水果和干果的，有卖美味的蘸糖山药的，有卖肉包子的，也有卖黏米糕的。城里的孩子手里抓着满把的铜钱，跑出来到这些小摊上买东西，他们又买又吃，吃得他们的皮肤因为糖和油而发亮。

确实，人们会说在这座城市里不可能有人挨饿。

然而，每天早晨，天刚亮不久，王龙一家人还是从窝棚里钻出来，带着碗，聚在一起站在长长的队伍里。从窝棚出来的人，穿着在河边的潮湿空气里显得过于单薄的衣服，浑身发颤，弯身顶着寒冷的晨风，向救贫的粥棚走去，用一文钱买一碗粥。尽管王龙拉着人力车奔跑，尽管阿兰四处求乞，他们总不够钱买米天天自己做饭。如果付了救贫粥棚的饭钱还有剩余，他们就会买一点点卷心菜。但不论什么价钱，卷心菜对他们来说还是贵的，因为要阿兰在两块砖支撑着的锅上做菜，两个男孩子就必须去找柴火，他们从往城里柴市上送柴草的农民那里一把一把地偷抢，有时候被人抓住就遭一顿狠打。大的比小的胆小，干不来那种事，一天夜里，他被农民打成了乌眼青，回家后眼睛都睁不开了。可是小的却越来越熟练，实际上他干小偷小摸比乞讨更在行。

阿兰觉得这没有什么。如果男孩子不笑不闹也讨不回钱来，那就让他们偷东西塞饱肚子。但王龙不同，他说不过她，可是他打心底里厌恶儿子这种偷窃行为，因此对大男孩的笨拙并不责备。大墙下面这种生活，王龙是不喜欢的。他的土地在等着他呢。

一天夜里，他回来迟了，发现炖的菜里有一大块猪肉。这是自从他们杀了自己的牛以来第一次有肉吃，于是王龙睁大了眼睛。

“你今天一定是向外国人乞讨了。”他对阿兰说。但她一如以往，什么都不说。这时，二儿子年幼天真，对自己的机灵感到骄傲，便说：“我拿回来的——这块肉是我的。卖肉的把它从案子上的大块肉上割下来，往别处看的时候，我从一个来买肉的老太太胳膊底下钻过去，抓了它跑进一条胡同，藏在人家门后的干水缸里，等哥哥过来。”

“我不吃这种肉！”王龙生气地喊道，“我们要吃买的或者讨来的肉，不是偷来的。我们虽然讨饭，但不是贼。”说完，他用两个手指从锅里把肉夹出来，扔在地上，一点不顾二儿子的哭叫。

这时阿兰走过来，不急不火，她捡起地上的肉，用水洗干净，又扔进了开着的锅里。

“肉总归是肉呀。”她平静地说。

王龙再没说什么，但他心里又气又怕，他的儿子在城里正沦为小偷。阿兰用筷子把煮得鲜嫩的猪肉分开，给了老人一块，然后给了男孩子一些，甚至还在小女孩嘴里塞了些，她自己也吃了。王龙始终一言不发，而且坚决不吃，他宁愿吃自己买的蔬菜。吃过饭后，他把二儿子带到街上，在他女人听不见的一个房子后面，他把孩子的脑袋夹在胳膊底下，狠狠地打了起来，孩子怎么哭号他也不肯住手。

“叫你偷！叫你偷！”他喊叫着，“偷就得挨揍！”

把哭哭啼啼的儿子放回家以后，他心想：“我们一定要回老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