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置身于具体语境的存在,并且与这一语境保持着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指物述事的语义关系。但是,当把一种语言从一种语境转移到另一种语境时,不仅语言形式而且语言背后的“客体”和“意义”都可能发生变异。比如,“作家”一词肯定只能出现在现代语境之中,但是,如果把这个词移到一个古人之口,那么,它就脱离了特定的“上下文”,它原来的含义就会发生变化,其结果就使得它的语境变得不真实。如果这种不真实是作家有意为之的,那就可能成为一种戏拟。比如,在《出关》中,让“提拔新作家”这一话语出自几千年前的老子时代的一个“账房先生”之口,这显然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不真实,是鲁迅故意让文本中的“账房先生”模拟上世纪30年代出版商的口吻。除了这种有意为之的不真实外,语言要成为戏拟,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在这模拟语言中,必须能够听出一个新的立场,新的意向,并且这种新的意向往往是具有否定性、讽刺性的。比如,以上所举的《出关》中的这一例,就明显带有一种对出版商的讽刺意味。
由于语言的戏拟,形成《故事新编》文本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一个文本同时存在着多层意向——人物的意向、旧文本的意向与作家的新意向,这构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旧交叉、重叠、冲突、变异的众声喧哗的语言空间。具体地说,一方面,它对所依据的旧文本(故事)的语言形式或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某些语言形式进行虚拟(新编),另一方面,在虚拟的过程中,它又渗透着鲁迅所具有的独特的、荒诞的感受和嘲讽意味。这就使得作品文本的语言形式内部构成一种张力。心理语言学认为,一个作家创作的语言形式是直接根源于他对世界的观察和感受的方式的。因此,从《故事新编》语言的戏拟中,可以看出鲁迅是如何体验其所置身的世界的特征的,那就是荒诞感。在“戏拟”所造成的语言形式的扭曲、躁动、喧哗之中,浸透、流淌着鲁迅心灵中某种不安、苦涩的情绪。语言的戏拟造成了《故事新编》中所特有的悲剧喜剧化,喜剧悲剧化和悲喜剧不断冲突、融合、转化的叙述格调,从这种弥漫于《故事新编》文本世界的叙述格调中,读者可以触摸到鲁迅隐秘的、变幻复杂的内在心像。尤其重要的是,“戏拟”在这里仿佛是一幅鲁迅晚年的“心电图”。在语言形式的波动、曲折的轨迹中,分明可以读出鲁迅晚年心脉的搏动、缩张,情绪的激动、疲惫,生命的挣扎与衰竭。
第二,《故事新编》创作思维的隐喻性。《故事新编》中的《出关》,在胡风、聂绀弩、萧军等创办的《海燕》上刚一发表,就立即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种观点认为《出关》是在攻击某一个人,另一种观点则以为《出关》乃作者自况。鲁迅为此写了反批评的文章《(出关)的“关”》。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文中还具体谈到自己小说创作的思维方式。他说,自己常常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现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怒”。鲁迅的这段话一直未能引起研究者足够的注意。可以说,这其中包含着鲁迅对自己“隐——喻”的这样富有张力的创作思维的说明。“杂取种种人”,是指从生活中找到相像的人物(包括事件、情境等),这是第一层次的“喻”。当在创作过程中“合成一人”时,这“喻”就转化成第二层次:“隐”。由于成功的艺术形象中总是渗透着作家对生活本质、对人类心灵的丰富把握,所以,此时的“隐”也就是一种更具整体性、更深广的“喻”。“隐一一喻”的内在张力,使得鲁迅观察、感知和表现世界的空间扩大了,方式也更趋于复杂化。“隐喻性”的创作思维及其内在的张力,使得《故事新编》呈现出以下独特的艺术特征:
首先是文本的空间形式的多层面性、流动性和解构性。从空间知觉与人类精神结构的内在关系来看,一个作品文本的空间形式最能显示作家是如何把握、感知、建构自我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每个人都是在一个无限复杂的意义网络中确认自我形象的。因此,自我的内涵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确定自己在特定的意义空间内的位置、责任、作用。从《故事新编》文本的空间形式的不断变换、变异乃至解体的过程,分明可以看出鲁迅在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中的挣扎与动荡。
其次是文本的时间形式的异代并置、古今杂柔和往返折叠。每一个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总是有着自己对时间的独特的感知方式,正是这种对时间的充分个性化的感知方式,凝聚着作家对于生命、生活的独特的观察、感知和认识。尤其重要的是,在时间感知方式的背后,渗透着作家如何理解、把握自己的历史。因此,在对《故事新编》的时间形式的理解中,可以发现鲁迅独特的历史观和独特的历史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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