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天》中的女娲毕竟还洋溢着比较多的超越于现实的自由与强劲,体现着《呐喊》时期的鲁迅相对光亮的心境,而《铸剑》中的黑色人、眉间尺则是沉沉地陷入了现实苦闷的泥淖当中(尽管鲁迅把他们的复仇也上升到一种理想境界)。黑色人概括得好:“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这样,复仇英雄除了应付无数愚人的围攻和纠缠以外,又悲壮性地渗透着一种自虐、自残乃至自毁的性质。
这正是鲁迅自身的真切体验。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就在创作《铸剑》的两年前,他还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
如果说,《补天》、《铸剑》的人生体验主要还是比较概括地投向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链条上,那么,《奔月》的体验则来自于一个比较具体的方面——“我”与“我”的友人、爱人。在这里,鲁迅得到的感触是更加深沉的痛楚。企图致羿于死地的恰恰就是羿所信任、青睐的逢蒙,那曾毕恭毕敬的弟子。这既是鲁迅亲历中“高长虹事件”的直接投射,同时也具有一种更高、更广泛的人生概括性。我们常常赞誉鲁迅为国家、为民族的那种自我牺牲精神,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无私奉献,但却往往没有意识到,在一个缺乏真正的理解、真诚的感情,时刻伺机“吃人”的古老社会中,这样的牺牲、这样的奉献对鲁迅自己又意味着什么?当羿为民除却祸害、赢来天下太平的时候却遭来老太婆的一顿臭骂,当羿把一身武艺都无私地传给弟子逢蒙而逢蒙却向他射来对准咽喉的一箭,这又是何等心酸的现实呢?在谈到自己的这一人生体验时,鲁迅沉痛以至于愤怒了:“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
但鲁迅最切肤的痛楚恐怕还不仅于此。在所有的人伦关系中,最具有实质性意义也最让人珍视的还是家庭、是亲人。“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家,是所有人最大的避风港,最后的归宿地。有时候,一切社会活动中的苦水似乎都可以吞下,只要还有家。《奔月》中的羿没有因老婆子的无赖而出离愤怒,也没有因弟子的背叛而颓丧消沉,这都因为他还有个温暖的家,有个娇妻嫦娥。
但当所有的苦水和脏水都流进“家”这个包罗万象的大窖,所有的情感都开始发酵、变质,传统中国人这个无所不及的感情维系网终于又成为人与人情感冲突、抵触、背离机会最大的场所。射日英雄夷羿最终的遭遇深刻地传达了鲁迅自己的人生体验。
第二组,重返“现实”的《非攻》与《理水》。《补天》、《铸剑》和《奔月》以神异的浪漫情怀与《呐喊》、《彷徨》拉开了距离,显示了鲁迅小说开启另一路向的可能。然而《奔月》以后,鲁迅却中断了小说创作,而且时间长达8年。8年之后的1934年鲁迅创作了《非攻》,第二年再作《理水》。8年的岁月似乎冲淡了那激动人心的浪漫风采,鲁迅重返“现实”,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明朗和平静中,塑造着他不曾关注的社会“公仆”形象。
就在创作《非攻》后不久,鲁迅在致萧军、萧红的一封信中抨击了中国社会的那些“空谈家”。鲁迅的意思是,中国说大话、空话的人太多(包括革命队伍内部),而认真思索中国现实和前途,踏踏实实为中国的未来创造条件,埋头苦干的人太少了。鲁迅指出:“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么来的,它终必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非攻》恰恰就是针对这一现实而写的,墨子就是当时所缺乏的那种不务空谈、讲究实效的人。禹的形象中也包含着一种不羁旧俗、执著向前的改革精神。鲁迅说过:“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墨子、禹都是这样的奋斗者,也都是鲁迅的“同志”。
这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一方面,鲁迅自始至终从未放弃过探索中国社会病症、改造中国现实的人生理想,他也是在这样的前提和需要中,塑造着为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公仆”形象;另一方面,同鲁迅前期对中国社会的深邃分析比较,这时候的鲁迅,将中国社会的苦难归结为“空谈家”的过失似略显单薄,也略略减少了前期思想探索的那种直透骨髓的尖锐性,换言之,鲁迅仍执著于前期的追求,继续自己的思索,但为了适应新的价值标准,这种探索收缩到了一个比较单一的角度,一个相对窄小的范围。只不过,这样的“让步”并没有改变鲁迅思想的基本结构,因为踏实奋进的品质其实与鲁迅固有的“韧”性精神是相一致的。
从《非攻》到《理水》,鲁迅内心深处的个性特质、人生体验有一种复苏并开始有所上升的趋势。《理水》中,虽然禹的性格气质与鲁迅不相同,但同作为客观意义上的为中国前途而作“韧”的奋斗的孤独前驱,鲁迅似乎又从禹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某一影子,他为自己的生存境遇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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