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不少留日学生的行径也很让鲁迅看不惯。他曾感叹:“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了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白天赏花、游逛的留日学生们,到了晚上也不闲着,留学生会馆里没什么人看书,“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鲁迅后来还曾调侃那些不务正业的留学生:“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虽然外国讲究畜牧,或者肉里面的寄生虫可以少些,但炖烂了,即使多也就没有关系。”
三、弃医从文
从1904年9月入学到1906年3月退学,鲁迅在仙台努力攻读了近两年。接着,他又经历了“弃医从文”的重大转变。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不过两个导火索不容忽视——“泄题事件”与“幻灯片事件”。鲁迅在仙台碰上了一位尊重中国文化,关心中国留学生的好老师藤野严九郎先生。解剖学老师藤野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曾热心为鲁迅修改、补充过课堂笔记。“虽然在两次学期考试中鲁迅都是刚好60分,而学年成绩则是58分,在鲁迅一学年结束后的总成绩中,解剖学是最差的(59.3分),也是他七门专业课中唯一仅差0.7分而不及格的课程。”问题是,解剖学这门功课全班的及格率都很低,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及格。鲁迅的成绩引来了日籍同学的怀疑。他们说因为藤野先生泄题,鲁迅才能考出这个成绩,鲁迅甚至接到了一封“托尔斯泰式”的信,勒令其“你改悔罢!”让他把笔记交出来检查。这件事对鲁迅的伤害很大。二十年后他还愤愤不平地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至于“幻灯片事件”,鲁迅先后在《呐喊·自序》、《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藤野先生》、《鲁迅自传》等处多次提及。他回忆当时情景时说:“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明确表示:“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事实证明,“弃医从文”成为鲁迅人生道路上最后一次方向性转变。1906年重返东京后,鲁迅与许寿裳等人在东京有名的学者住宅区——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合租了一所房子。1907年,他们筹办起自己的杂志——《新生》,寓意“新的生命”。虽然,《新生》早天,撰稿人隐退、出资人撤走,最后只剩下鲁迅他们几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但是挫折并没有击败鲁迅。《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就是在那一年诞生的。
在东京,鲁迅结识了章太炎先生的女婿龚未生,并通过他正式拜见了章太炎。早在赴日留学之前,鲁迅就得闻章太炎的大名。章太炎宣传革命思想,在《苏报》上发表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青年革命家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并因此获罪下狱。1906年,刑满释放的章太炎来到东京,为中国留学生开办国学讲习所。1908年,鲁迅与许寿裳等友人利用每个周日上午跟随章先生学习《说文解字》,治起文字音韵等“小学”来,前后坚持了半年之久,并加入光复会,成为会员。章太炎的治学态度与人格品性对鲁迅的影响都非常大。
值得一提的是,坚持学习外语为鲁迅日后更加广泛的阅读和译介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就接触过英语,在矿路学堂则学过德语,到了弘文馆后,鲁迅通过课堂传授和课后自学,掌握了日语、英语、德语、俄语。到了仙台,他还系统学习了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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