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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别样的人们”与日本体验

赴日留学是继抛弃科考之路投入洋务后,鲁迅的又一次重要选择。这一次,鲁迅以弱国小民身份踏出国门,希冀着“别求新生于异邦”,其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目的更加明确。来到日本后,鲁迅与许寿裳、陶成章等友人在东京组成浙江同乡会,并在第二年(1903年)初共同出版了《浙江潮》月刊。1903年3月,二十三岁的鲁迅果断地剪去了长辫,鲁迅无疑是当年较早断发的留日学生之一。断发后的鲁迅拍了张纪念照,并在相片后写下《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将这张小像赠送给好友许寿裳。人们可以从许寿裳的文章《我所认识的鲁迅》中看到,在东京的鲁迅时常因为异族的歧视与故国的孱弱备受折磨,断发之举是用决绝的方式表达出坚定的志向。

在日本的七年多时间,鲁迅有过几易其志的思想波动。个人知识体系建构、民族国家生存权的思考、革命实践以及国民精神灵魂探索形成了他留日期间外在与内在的多重体验内容。它们之间彼此牵动,互相生发,对鲁迅复杂思想的形成与成熟起着直接催化的作用。

就地点来说,东京弘文学院、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等地成为承载鲁迅留日体验的重要场所。在那里,各类学术知识、哲学思想、社会实践交织在一起;众色留日学生群体、流亡日本的革命精英或沽名钓誉之徒、日本友好或敌对人士都跟鲁迅发生过接触,使鲁迅那独特、清醒而深刻的思想特质在人群中逐渐凸显了出来。

到东京后,鲁迅先被安排进了弘文学院,学习日语、数理化、动植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历史地理知识。然而,弘文学院毕竟是私立的中国留学生预备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虽然是一名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教育家,但是“在伦理思想上却是传统的”,仍然对中国留学生大谈孔子之道。鲁迅他们甚至还被集合起来去孔庙行礼。鲁迅对校方传授“新学”却同时倡导儒家伦理道德的矛盾举动深感惶惑与奇怪。要知道,鲁迅正是想寻求别样的人和事,摆脱他为之失望的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才会不远千里来到日本。在异国他乡还要像在国内一样尊孔拜孔,对他及不少留日学生而言是无法接受的。

不仅如此,弘文馆作为私立学校,有赚钱盈利、压缩成本的功利要求。不合理的课程安排、多如牛毛的各类速成班使得教学质量大打折扣。学生们向校方提出改良课程的合理要求不被采纳,鲁迅等五十多名学生毅然申请退学,向校方施压,1903年4月16日,学生们赢得了学潮的胜利,校方让步,全体退学学生重返学校继续学习。

与不少弘文馆留日学生一样,为进入理想大学继续深造,鲁迅始终努力准备着。只可惜在升学问题上,鲁迅等人遭遇了明显的歧视与不友好。弘文学院毕业证书上赫然醒目的“清国人”字样给中国留学生带来无比的耻辱感,还成为妨碍他们进入优秀大学的巨大阻力。依成绩而论,鲁迅完全有竞争力进入日本最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采矿冶金专业,但是日本学生为了争夺这所学校的有限名额,以十分恶劣的手段排挤中国留学生。

在当时那种不公平的环境下,鲁迅在预科毕业后弃工学医的确带有一定的被动成分。不过,这次转变的关键因素还在于鲁迅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主动接受和浓厚兴趣。1903年,鲁迅在《浙江潮》接连发表了《斯巴达之魂》、《说锢》、《中国地质略论》等表现其强国健民、崇尚科学之思的论文。其中,《斯巴达之魂》通过描写异域民族保卫战,表达着对异族侵略的愤怒和对社会变革、民族振兴的期盼。明治维新的成功范例和几年来对“新学”的深入研习促使鲁迅将科学与振兴国家、救治民众联系在了一起。用西方先进的医学取代误人性命的中医,在鲁迅看来,无疑是科学救民的理想模式之一。两相对接使得鲁迅从原本想当军医,进而想成为普通行医者,从而明确了自己系统学习西医的决心。1904年9月,鲁迅来到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当然,鲁迅为什么选择没有中国留学生的偏远小镇——仙台,还有另一层原因。在东京的那段日子,鲁迅利用课余时间,坚持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与留日或访日的本国进步人士近距离接触。不过听的演讲多了,鲁迅发现有的所谓“革命人士”在演讲或集会中不过是耍耍嘴皮子、插科打诨,引来台下一阵嬉笑罢了。有一次演讲,演说者调侃:“我在这里骂老太婆(即慈禧太后),老太婆一定在那里骂吴稚晖”,这类无关痛痒的话在鲁迅听来很不对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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