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里头二期灰坑VH216中,埋藏着姿势极为不自然的人骨,ⅡM53人骨上身扭曲,而且没有下肢。很多个体尸骨不全,1号宫殿1号坑内,有的是被捆绑后活埋的。二里头三期分布了多座人牲坑,四期ⅣM21的人牲,右手被砍掉了,ⅤM62是人牲与兽骨架同埋,而ⅤM204的人骨扭曲,四周分布着零散的残骸。在四期还有4具没有下肢骨的人牲遗骸,在ⅧT11内还有被砍下的人头。而在二里头东下冯遗址的灰坑中也发现了十余具人骨架,其中有些尸骨不全,在翼城感军遗址灰坑中也有人骨架出土。洛阳涧滨二里头遗址的灰坑中,M13人骨架没有右下肢骨,左上肢骨被砍断;M17中人骨架没有右上肢骨,一下肢骨被砍断。山西垣曲小赵遗址二里头时期灰坑H6也叠埋着三具人骨架。很明显,这些都是被作为人牲献祭的牺牲者。
可以肯定,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些埋藏着人骨与兽骨的灰坑是宗教活动的祭祀坑,死者是被作为献祭的牺牲埋葬的。二里头一号宫殿基址周围分布着大量的祭祀坑,说明这是一座专门用于神权政治活动献祭的礼仪建筑。这些现象说明,二里头这一早期国家政治体的神权宗教相当发达,在国家宗教与国家意志的支配下形成的战争——祭祀已较为完备,宗教、战争与献祭构成了一整套有机的政治链条。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如学者所指出:“龙山文化时期已在奠基和置础时用人牲,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形成一套完整的典礼仪式。”说明了神权政治趋近成熟。
这种精英集团依靠神权与暴力对政治体实现有效控制的典型,正是此后的殷商王朝。此种控制涉及神权统治者对宇宙论、世界观、秩序和整个现象世界的解释,他们的统治也正是建立在对这样一套完整世界秩序的整合与有效把握的基础之上的。战争活动的展开可以有效地为神权政治的献祭活动服务,并通过捕获人牲与祭祀来巩固与强化这一套已有的神圣观念。人骨与兽骨同埋的现象暗示着在二里头统治精英的世界观之中,敌人、他者是类似于动物的存在。
可以得出这样的阶段性结论: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武器装备的技术比龙山时代得到了更大提升,出现了代表战争完全专业化的近战、远射青铜武器配合,意味着职业性军事贵族的存在。车辙的发现,不能表明战车已经出现,可以推测,二里头时期的战争,包括贵族首领在内,仍是进行步战。二里头的统治集团控制着大量武器与生产武器的资源,在战争时期用以武装氏族平民。这个社会进行战争活动的动机除了为获取资源,也包括宗教观念与神权政治的内在要求。这一政治体的运作模式与战争观念,与殷商时期已经非常接近了。
[126]Timothy Earle,How Chiefs Come to Power: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Prehisto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05.
[127]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6页。
[128]LiLiu,The Chinese Neolithic: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25.
[129]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6页。
[130]刘文鹏主编:《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26—228页。
[131]《世本·张澍〈稡集补注〉》,[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中华书局,2008年,第22页。
[13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载《考古》2013年7期,第15—24页。
[13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后阳湾、呼家洼地点试掘简报》,载《考古》2015年5期,第70页。此外,陕西延安还有芦山茆遗址,发现有宫殿建筑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2019年7期)。陕西佳县石摞摞山石城,也有完备防御体系(张天恩、丁岩:《石摞摞山龙山古城及相关问题浅论》,载《考古与文物》2016年4期,45—51页)。
[13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载《文物》1983年3期,第27—36页。
[135]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3页。
[13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载《文物》1983年3期,第14—20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市王城岗遗址2002、2004年发掘简报》,载《考古》2006年9期,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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