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里头是否为夏代遗存及夏王朝是否为真实存在过的朝代这一争议,属于目前学术界长期争论的前沿问题。这一问题的纷争,涉及长期以来学术范式、观念、学派、潮流,甚至是文化心理的问题。既有学术史的源流,也有当代国外汉学、考古学和国内主流学术范式之间的差异。
笔者认为,传世文献中的夏王朝之存在,不能轻易加以否定。所谓夏朝是周人“发明”出来的一段历史之说,似乎过于强调社会中某种人群主观理性设计的力量。实际上,哈耶克(Hayek,Friedrich August)曾批评考古学家柴尔德《人创造了自己》一书,因为柴尔德相信,通过人类的理性可以创造出一种革命性或支配性的新的积极力量,理性可以自觉地设计社会与历史进程。而实际上,哈耶克认为,历史与社会的演进过程高度复杂,是一种类似于自然法则的自发秩序,natural一词的拉丁语词根和希腊语中同义词physical的词根,都是来自描述各种成长现象的动词的。传统的、自发衍化而来的历史、道德,完全是自然的而非人为的。因此,古人不可能运用现代人的“理性设计”,通过有意识的主观设计、大规模的理性建构,去编造一个王朝,创造一段子虚乌有的历史,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要。中国文化有漫长的历史传统,延绵不绝的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正是中国本土文明自发秩序传统中的一部分。用理性编造一段“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理性主义者自己思维的古代投射而已。夏朝的存在,不可能是子虚乌有,理性“发明”的结果。
正如张国硕所说,周初距离夏代不过五六百年,犹如今人谈明、清王朝,不必借助文献,仅靠口头传承,一般人甚至文盲也能略知一二。周人不可能凭空绕开这些在一般社会中印象深刻的历史记忆,而去“杜撰”出一个王朝出来。所谓文明突然在商朝出现“大爆发”,实现了各项领域的革命性突破,正是哈耶克批评柴尔德强调人类历史中各种“革命突破”—诸如农业革命、城市革命之类的思路。
尽管夏朝的存在,不能轻率加以否定,但二里头是否就一定是“夏墟”,则属于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即使是在二里头文化和夏的关系方面,存异也颇大,学界至少有十几种意见,最主要的就有三种。一种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一种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部分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合起来为夏文化,一种认为二里头一至三期与龙山晚期、新砦期合起来为夏文化。在此,笔者持谨慎态度,暂不将二里头遗址与夏墟之间进行直接简单对应,而是将其视为一处比龙山文化更晚、比商文化更早的遗存。笔者也同意刘莉的观点,即二里头政治体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水平。换言之,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社会复杂化水平,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也可能是夏代某同姓诸侯的遗存。因此,笔者行文至此,只是讨论二里头文化阶段的武器和战争问题。除了二里头时期政治体的战争主题,其余问题均不在探讨范围之内。
二里头文化时期,除了传统的石质、骨质武器之外,龙山时期开始出现的新式青铜武器逐渐在军事贵族中得到装备。二里头遗址一期出土了青铜削刀、石质、骨质和蚌质的箭镞。这种青铜削刀可以用于削制箭杆和修理武器装备。削刀的出现,正说明了二里头时期对武器装备的技术投入开始出现新的面貌。
在二里头三期的军事贵族墓葬中,则出土了青铜戈(Ⅲ采:60)和青铜箭镞,在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也出土了青铜镞。在一座中型墓葬(VIKM3)中则出土了青铜钺和青铜戈,此外还有一件玉戈。礼制武器与实战武器同出一墓,这种现象与商代军事贵族的墓葬随葬武器情况已经完全一致,意味着战争与宗教献祭之间有紧密联系。青铜钺和青铜戈的出现,意义重大。按照柴尔德(V.G.Childe)的意见,“石器的主要缺点在于磨损太快”,“正是战争凸显了铜或青铜比易碎火石和其它石料的优势”。因此,磨损很小,可以反复和长期使用的青铜近战武器,意味着武器的专业化,也意味着使用这些武器的人本身已经专业化。在龙山时期,神权政治与征服战争演进的日趋激烈和复杂化,导致青铜箭镞被引入军事领域,这与城堡的攻防战具有紧密联系。而到了二里头三期,青铜戈、青铜钺的出现,则意味着近战领域出现了专业化的青铜武器。这种青铜武器完全取代了传统的那些容易磨损,无法长期被专门性地投入战争领域的各类石制武器,可以被武装贵族长期使用。近战、远射的青铜武器配合,意味着整个战争领域的全面专门化。此种专门化武装贵族群体的出现,也伴随着二里头神权政治的高度复杂化,呈现出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图1-3 二里头三期直援青铜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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