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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二节 龙山、二里头时期的战争

从仰韶晚期开始,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暴力活动与战争愈加频繁,在进入龙山时代以后,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堡大量出现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现象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依靠神权控制与艺术品生产、祭祀投入来实现社会控制与资源整合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明显对比。蒂莫西·厄尔指出,战争活动是维系及创生大型政治体(诸如复杂酋邦、国家)的关键因素。战争迭起的动荡局势,使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更为迅速:战争使群体内部内聚力与权力更加集中,也使战胜者获得更为丰富的资源,而这些要素正是早期国家超越复杂酋邦的质变基础。整个龙山时期的演进,奠定了中原地区的早期国家基石,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则代表了整个中国早期国家的最初演进水平。

在战乱频仍的这一时代,政治体的不断兼并与扩大,决定了参战者人数的上升、战争规模的扩大,进攻性武器大量出现。这一时期的战争观念与商代战争观念之间具有某些联系,但区别是明显的。

一、防御功能的城堡

从仰韶晚期开始,因军事目的而建造的城堡开始出现,到龙山时期而大量增加。这一时期大致类似于古埃及前王朝时代以一座城池为政治中心的诸多诺姆(nomos)小邦之间混战的阶段。这些诺姆小邦各自有自己的城堡、领土与崇拜的神灵,上埃及和下埃及早期国家的形成,正是在这些诺姆之间长期争霸的结果。而在两河流域的乌鲁克(Uruk)文化期,这一地区出现了大量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实体。这些政治体的最高首领兼任军事首长,而维持对众神的祭祀和战争是这些政治体的主要职能。

龙山时期的黄河流域,也正是处于这样一个类似的阶段,多个政治实体以防御性质的城堡为中心,进行剧烈的冲突,这一阶段也正是三代王朝产生的土壤,与《世本》记载的“鲧作城郭”之说颇有可印证之处。目前在黄河流域,已经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献中所记载的那些早期古城。

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古城,是陕北神木的石峁遗址,城池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规模宏大,超过了大致同时期的良渚、陶寺城址。城池由统治集团居住的“皇城台”和内城、外城三部分构成。内外城墙上发现有防御功能的“马面”和角楼,外城东门遗址有复杂的“外瓮城”和“内瓮城”结构,显示出强烈的军事防御色彩与实战功能。石头累筑的城墙,显然增强了战争防御的功能;门塾的存在,意味着专职军事守卫的设置。此外,鳄鱼骨板的发现,表明鼍鼓的存在,而根据陶寺考古的材料,鼍鼓属于类似“王墓”这一等级的对应礼器,这也暗示了石峁遗址统治者身份的显赫。

在河南淮阳发现的平粮台遗址,城址呈正方形,面积有3.4万平方米,东西南北城墙都有城门,南门还配有门卫房。城市的地下有陶制的排水管道。南门门卫房的发现,显示出平粮台龙山古城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专门守卫城堡的职业武装人员。

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属于龙山中晚期,有东城和西城两个部分,占地1万多平方米。大城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北城墙,因此时代更晚。在城内重要的建筑物下皆有奠基坑,少则埋两具人骨架,多则埋有七具人骨架。在西城的夯土基址之下还埋着人头骨的奠基坑。在1号奠基坑中埋着两个女青年、两个男青年和三个儿童。王城岗发现的人牲中,奠基坑中埋入的在二十多人以上。

1998—2000年在河南新密发掘了一座龙山古城堡,城墙长460米,高13.8—15米,在城内还分布着宫殿区,宫殿的建筑形制与二里头宫庙已非常接近。这座城经历了从龙山到二里头文化的演进过程,在二里头期的遗址内还出土了杀殉坑。河南新密的新砦遗址发现了龙山时期的城墙与护城河,一直使用到龙山晚期。在二里头时期这里还挖掘了壕沟。

在河南省北部的博爱县,近几年来发掘了属于龙山中后期的西金城遗址。北墙长560米、西墙为520米、南墙400米、东墙440米,周长近2公里,面积达30.8万平方米。城墙除了有防御功能的城门之外,北、东、南墙外侧还发现有小河或排水沟环绕形成的防御壕沟,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军事防御色彩。该城与温县徐堡龙山古城相距仅7.5公里,显示了豫西北的龙山城址较为密集。河南辉县还发现了孟庄龙山古城址,面积有16万平方米。郾城郝家台遗址属于龙山中期,城址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2万平方米,城外有壕沟。此外,安阳后岗龙山古城墙发掘于1934年,全貌不明。

黄河下游地区的龙山古城堡情况。这一区域最早的城址可以上溯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西康留古城,已经存在着制度性的暴力。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城堡开始大量出现,战争活动愈演愈烈。

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面积20万平方米,是黄河流域面积较大的龙山古城址之一。在城子崖以东相距50公里左右,较为规律地分布着邹平丁公、淄博田旺、寿光边线王城遗址。在边线王城中发现了多处埋有完整人、狗、猪骨架的奠基遗存。

在山东日照的丹土村,发现了25万平方米的巨大龙山古城,大致呈椭圆形。在山东阳谷县景阳冈,发现了面积35万平方米的龙山古城。城内有两个台基,在台基夯土中发现了人头骨。这是当时发现规模最大的龙山古城遗址。

在滕州薛国故城内发现了面积2.5万平方米的龙山古城,城内似乎还有台城。在山东费县防城也发现了龙山时期的城墙,属于龙山中晚期,古城面积大约8万平方米。城内出土的武器有石刀、石斧和箭镞。此外,还有阳谷县的皇姑冢古城址和王家庄古城。在山东茌平和东阿县附近还有5座龙山古城。新近发现的还有莒县薄板台、滕州西孟庄等古城。整个黄河中下游的龙山古城,已经发现了数十座。

通过对黄河中下游龙山古城堡大致分布的描述,不难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黄河中下游文明起源前夜的军事暴力氛围远比长江中下游剧烈。当屈家岭和良渚的酋邦统治集团在将大量资源消耗于为了获取神权卡里斯玛而进行的大量竞争活动之时,黄河中下游的统治集团则正在凭借暴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最后的结果是,在黄河流域产生了三代王朝,而长江中下游的史前酋邦的整个社会则未能突破进入早期国家的瓶颈,在进入早期国家的门槛前瓦解了。只有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地区,才独立演进而进入了早期国家。而成都平原的情况恰恰与中原龙山阶段的情况类似——三代蜀王时期的战争剧烈,从而导致了王权统治基础的强化,鱼凫王朝这样的早期国家在此基础之上才得以产生。

这些龙山古城堡的建造背后显示出明确的军事敌对含义,在一些区域之间,密集地分布着好几个类似的城堡政治体。可以推测,这些政治体之间长期处于军事斗争的状态。战争频繁,围城和攻城活动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学者将龙山城墙的功能视为社会对抗性竞争的产物。

从考古证据上讲,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有龙山古城。这里用“碎石素填土”的填埋方式夯打的城墙修建不晚于陶寺中期,甚至可能是早期。但到了中期时,城墙遭到了局部的破坏。在遭受破坏之后,这处城墙得到了修补,并继续沿用。但在陶寺晚期则遭受到了全面的大破坏而被废弃,这些破坏还伴随着摧毁所有建筑物的行为。在一处陶寺晚期遗址IHG8中,有30多个受暴力致死的个体,或被砍杀,或者体内有大量的骨镞。

这些证据显示,陶寺古城政治体在军事压力之下修建了城堡,到了陶寺中期,遭受了敌对政治体的讨伐,导致城墙被破坏了一部分。但这次讨伐并未导致陶寺政治体的毁灭,所以被毁的城墙又得到了修补,而到了陶寺晚期,才真正遭到灭国性质的讨伐。灭国的战争异常激烈,大量的人员战死,被抛尸沟壑之中,有一些参战者在战争中被乱箭射死。除了陶寺城堡之外,王城岗小城堡的最后结局也是遭到了敌方的毁灭,连基槽以上的全部墙体都被彻底摧毁了。这些材料,正是当时战争“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的最好诠释。

龙山时代是中国早期国家诞生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也有些类似于弥生时代在日本古代国家起源问题上的重要意义。日本考古与中国文献记载的材料,也都印证了这一阶段进攻性与防御性战争的普遍。《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弥生时代的日本“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当时“倭国乱,相攻伐历年”,这些情况与中国龙山时期非常接近。而日本九州发现的吉野ヶ里遗址,则很好地印证了中国古书对弥生日本的记载。从这处遗址中发掘了环壕、城栅和望楼,这些军事设施也符合《倭人传》对弥生古国“长有人持兵守卫”的记载。在遗址的墓葬中,有的人骨没有颅骨,有的腿骨折断,甚至有的骨骼内遗有12枚石镞,可见战争的激烈。这些时刻有持兵守卫的城栅,与神木石峁古城、淮阳平粮台龙山古城有专职守卫城堡的士兵门卫房在功能上非常相似。可以推测,正是因为随时都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才会出现这些专门的守卫设施。随时都可能发生战争,则意味着这一社会处于极度动荡的状态。这些龙山古城时期的政治体,正是处于这样一种随时都戒备战争状态的类似时代。这一充满了紧张与剧烈冲突的社会,将最终推动历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三代王朝。

二、龙山战争的形态

长江中下游各酋邦之间虽然存在着战争,而且战争在规模和激烈程度上超过了村寨聚落时期的氏族武装械斗水平,但均不能与龙山时期的黄河中下游情况相比。体现在武器装备的物质形态上,良渚与屈家岭仍使用与仰韶阶段差别不大的石钺、弓箭配合。而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则随着战争的激烈化,开始出现了矛这样的专门性武器。

到了龙山时代,除了传统的石钺与弓箭,枪矛开始上升为重要的武器装备。这种武器既可以用作近距离格斗,也可以用作投射,因此具有比石钺更为灵活机动的战斗功能。而更为重要的是,矛作为一种长兵器,可以与短兵钺进行配合,长短兵器的有效配合,可以形成更为专业的战斗力量。在登封王城岗龙山古城的灰坑中,出土武器就有石刀、石镞、砺石、骨刀、骨镞、蚌矛、石矛,在河南汤阴白营龙山遗址中除了蚌矛,还出土了骨矛和骨匕首。这些材料显示了龙山时代武器面貌呈现出的丰富程度,除了传统的钺与弓箭,各种质料的刀与矛开始大量出现并运用于战争活动之中,形成了长短兵器的某种固定组合,显示了战争活动的专门化。此外,砺石也开始与武器配置在一起,这种工具被商代的士兵所广泛装备,用以磨砺武器的锋刃部。

除了刀、矛这些新式近战武器组合的出现,弓箭使用的箭镞数量在龙山时代也大量上升。箭镞的使用比例也发生了变化,杀伤力更有效的石镞数量开始超过骨镞,这时的箭头大多已是作为武器使用了。笔者推测,这一时期武器镞的大量出现与龙山时代频繁的攻城战争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因为龙山时代大量出现防御功能的城堡,高耸的城墙与宽阔的壕沟决定了在攻城战活动中,无论是防守方还是进攻方,都需要大量投入对弓箭的使用。如在新密古城寨的城壕内,就出土有各类形制的骨箭镞和石箭镞,当与城池的攻防战有关。滕州西孟庄军事据点性质的古城中,“石器中以镞最多”。

图1-2 龙山时代的石镞

在陶寺古城毁灭的沟壑中,出土了被乱箭射死的士兵。而山东城子崖谭国古城遗址中,也曾出土守城士兵被箭镞射中脊柱的遗骨。战国时代韩国都城宜阳的西北角,也曾出土大量的青铜镞和尸骨,有的尸骨头颅上还残留着射入的箭头。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军队攻打赫梯人(Hittites)城池的图像中,攻守双方均大量使用弓箭作战。《墨子·备城门》记载,城上九尺距离就要准备一件弩,两步之间就要设置一件木弩,“及多为矢”。《战国策·赵策一》记载,晋阳城被包围,城郭完好,府库充足,但赵襄子却感到:“无矢奈何。”对偃师早商城址的考古研究也表明,弓箭在商代守城战争中是“主要城防武器”,因此城墙的筑造结构也呈现为尽可能将弓箭杀伤力发挥到最佳效果的凹凸曲折之形。由此可见,守城之战中弓箭类的武器作用巨大,且多多益善,没有足够的箭矢则不能进行有效的守城战争,反之亦然,攻城方也需要投入大量弓箭与之对抗。正因为弓箭在龙山时期攻防战中的重要性,所以在某些龙山遗址中,甚至发现了青铜制造的箭镞,这显示了龙山政治体已经开始将当时最为先进的技术投入弓箭等武器的生产领域。

在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地区,“一进入龙山文化时期,弓箭镞的出土数量突然急剧猛增……以上四处遗址出土各种箭镞资料证明,龙山文化时期各种箭镞的出土数量大增。镞是有力的远距离射杀武器。镞虽然也用来狩猎,但到龙山文化时期,更主要的是用在部落间的战争上。镞的数量大增,充分说明,东夷族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部落间的战争已经很频繁”。刘莉也注意到,在黄河中下游的龙山遗址中,箭镞的数量急剧增加,而且出现了精制的矛。她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两种武器的出现所表示的含义——政治体之间剧烈的武装冲突。这两位学者都观察到了龙山时期弓箭大量出现与战争激化之间的密切联系。战争的加剧促进了武器的革新,作为重型杀伤武器的三棱箭镞在龙山文化时期也迅速扩散。弓箭的大量使用,与城堡政治体之间的攻防战也颇有关系。随着历史的演化,到了商代,弓箭将在战争(特别是捕获人牲的活动)中发挥更为独特的作用。

除了刀、矛、弓箭在龙山战争中体现出的新信息,还有一些考古证据可以说明龙山时期战争的情况。在山东泗水尹家城龙山时期的9座房基中有4座发现了人骨,其中包括儿童4名、老人1名,都是身首异处。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敌对政治体之间的战争,可能在成年人外出之际,有人乘机对村落进行突然袭击。此外,在尹家城的灰坑H259中还有一个儿童的颅骨,H812中有三具人骨,其中一具是5—6岁儿童的。此外,在H259中还发现了被肢解的上肢骨。此种情况说明,尹家城地区的战争中,他们一方面袭击敌对势力,并将敌对方成员(包括老幼在内)处死于灰坑之中,另一方面,他们也遭到敌对方的偷袭。而敌对方也同样不择手段,将该处包括儿童、老人在内的成员全部杀害,一方面可见战争的残酷,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暴力的使用毫无底线。此外,泗水尹家城的5座大墓墓主的骨骸,没有一具是完整的。一种观点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这些墓主都是非正常死亡的中年男性,因为尸骨不全,所以只能在墓中埋入部分遗骸。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敌对方掘墓扬尸行为的结果。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即该处遗址是被敌对方彻底摧毁之后的结果。在摧毁之后,敌对方还报复性地对该处的大墓进行有组织的破坏。

这些龙山时代的战争材料是值得重视的。因为这些材料都显示,当时的战争没有任何底线和仪式规范,在战争中可以不择手段,敌对方的所有成员都是战争中需要杀戮的对象。类似的情况也见于陶寺遗址的发掘中。2002年在陶寺城址墓ⅡM22填土中有被腰斩的人牲骨架,在ⅡH16中埋着人颅骨5个。在一处主体殿堂柱网区基础中发现了5处奠基的人牲遗存。2003年陶寺的发掘中,墓葬ⅡM24墓主的第10节胸椎嵌有一枚石镞,显然墓主是中箭而战死的。在灰坑ⅡH23中则发现了一具无头的骨架。2002年陶寺遗址发掘,在灰坑IT5026中发现了人骨31具,多为颅骨,灰坑中还有与战争有关的废弃骨镞。

陶寺的情况与尹家城是类似的,一方面,这个政治体在对外战争活动中大量捕获敌对方的成员作为人牲,或猎取敌方的人头;另一方面,敌对方也以同样的手段反过来施加于该群体。

2004年在山东茌平教场铺龙山城墙JSK10的祭祀坑中发现了男性的盆骨、下肢骨和妇女儿童的头骨,下肢骨带有明显的打击折断痕迹。在20世纪50年代,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一处房基内发现4个颅骨,两个乱葬坑,坑中有大小男女骨架10具,或身首分离,或作挣扎状。在河南禹州瓦店龙山时期建筑的奠基坑中埋有不同个体的人颅骨、盆骨、肢骨。禹州瓦店龙山遗址的瓮棺中也出土了没有人头和下肢骨的遗骸。说明在瓦店遗址的政治群落,也存在着和尹家城、陶寺同样的情况——对敌对者不择手段地杀戮,同时也被敌对者杀戮。

郑州阎庄龙山时期的灰坑H6中,人骨被砍去了下颚和下肢,上肢展开,属于惨死后被抛入的。在河南洛阳孟津小潘沟龙山遗址中,存在着被断肢、腰斩和捆绑后活埋等形态的大量死者。1990年河南武陟大司马遗址的灰坑H14中发现了4具尸骨,其中1、2号的颅骨都有切割痕迹,说明被剥了头皮。而河北邯郸涧沟的龙山灰坑中也有被剥取头皮的两个男性和两个女性。这种剥取头皮的切割痕迹与美洲的情况是一致的,剥取头皮的现象说明了集团之间斗争的加剧。

在用石头修筑城墙的神木石峁遗址,有马面、角楼、瓮城、门塾等防御设施,功能完备,显示出强烈的战争防御色彩。下层地面下有两处集中埋置的人颅骨遗迹,K1、K2都埋有24个人颅骨,有明显砍斫痕迹,以年轻女性居多,可能与城墙修建的奠基和祭祀活动有关。

龙山时代这些大量的暴力遗存向我们显示了这个时代的动荡与残酷,集团之间战争频繁、对抗加剧。各个政治体之间频繁发生武装冲突,在军事活动中敌对双方均不择手段。在战争活动当中,双方也捕获到相当数量的敌对方成员,其中包括老弱妇孺。这些被捕获的敌方成员均在遭受不同程度的暴力对待之后被杀害,显示了在龙山时代的战争中,敌对方所有成员均为攻击对象。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伴随着暴力与其他形式的交互活动中,那些作为“非我族类”的“他者”被视为“非人”的现象。

三、龙山时期战争的观念

龙山时期频繁的战争背后透露出了当时的战争活动,必然受某种观念支配。现在需要讨论的是,龙山时期的战争活动是为何种目的而展开,以及在当时一般统治群体与普通成员的观念中,“敌人”、“战争”这些概念都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推导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当时暴力与战争活动背后的制度化原因。

张光直认为,龙山时期国邑之间使用暴力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将敌国征服,然后将敌国的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据为己有。张光直认为龙山时期的统治者之间频繁进行战争的动机是抢夺对方的财物与人力资源。笔者认为,张光直的思路是理解龙山时期战争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龙山时期的政治体区别于长江中下游的酋邦政体,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统治集团依靠掌控沟通鬼神的精美艺术品、沟通神祇的各种祭祀来垄断权力,以此获取卡里斯玛。凭借着卡里斯玛力量,他们不需要使用过多的暴力就可以对整个社会完成控制,暴力在这些酋邦中只是辅助性质的手段。而依靠卡里斯玛的神权对意识形态进行垄断,同样可以控制和组织大量的劳动力从事于各种巨大工程。德国学者罗曼·赫尔佐克(Roman Herzog)就曾经目睹印度锡克教徒修建黄金圣殿的情形。在神庙的号召下,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日夜劳动,但他们不是被军警强迫而来,而是自愿服从神庙的召唤。

与此相区别的是,龙山社会诸集团之间完成社会整合与组织方式的手段除了传统的神权政治之外,组织化、制度化的暴力还占有极大的比重。暴力手段最重要的功能便是强制,使在观念上不服从者服从。在传统酋邦控制手段之下,统治集团依靠对服从者的意识形态进行控制来完成对社会控制的操作。但龙山时期残酷的兼并战争决定了传统的神权控制可以在政治体内部完成整合,而对他者的征服基本依靠纯粹的暴力。

在周代的征服活动中,战败方往往被战胜者完整地保留以前的氏族组织,这些被征服的氏族组织被称为“仆庸”,他们多为降服的夷、狄等族人,从事于农业生产和各种服役。这些降服的族群并不是古代地中海世界那样的奴隶,而是可以完整地保留着氏族组织和原有家庭结构。可以推测,在龙山时代的征服活动中,敌对方在覆亡之后,其氏族组织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被新统治者纳入新的体系之中,用服劳役等方式使这些族群生产并纳贡各种资源。龙山政治体对这些“仆庸”的控制往往依靠暴力来完成。而在政治体内部,神权的作用则仍具有核心的意义。战争一方面使资源的聚集和增加成为必然,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原有的神权结构。

早在仰韶半坡时期,便已经出现了屈肢状身躯的人牲,在庙底沟、郑州大河村等仰韶遗址中也发现过人牲。但人牲献祭作为一种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和频繁存在的典型社会现象则是龙山时代的产物,龙山政治体已经开始有计划地捕获人牲并将之作为神权祭祀的牺牲品。

龙山时期,神权政治伴随着军事暴力手段日渐成熟和发展,商代神权国家在宗教、精神领域的诸多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在山东茌平教场铺遗址6号祭祀坑中出土了四块卜骨,在河南古城寨、洛阳孟津小潘沟、汤阴白营、山东曹县莘冢集新密黄寨等遗址都出土了沟通鬼神的卜骨,其中新密黄寨出土卜骨上还刻有两个文字,可能和“夏”有关,说明垄断了沟通鬼神权力的巫觋政治集团之存在。通过甲骨占卜垄断沟通鬼神权力并以此作为实现神权政治重要手段的活动在殷商时代得到了最大化的发展。除了沟通鬼神的占卜,神权精英集团垄断权力的重要方式——文字也开始大批出现了。在王城岗灰坑的陶片上刻着文字,学者释读为“共”字;在山东邹平丁公龙山城址的陶片上则发现了五行11字;山东济宁程子崖龙山城址也发现了文字,陶寺的器物上则发现了朱砂书写的“文”字,此后又在陶寺中期大型建筑基址出土器物上发现了另一件朱书文字。对于殷商的神权政治来说,垄断文字本身便是垄断沟通天地之工具的神权结构的重要部分,这种现象的滥觞显然可以追溯到龙山神权政体,即巫觋神权集团与神权政治逐渐成熟的标志。

除了神权集团垄断的文字,在陶寺,还发现了观察天象与祭祀功能的宏大神权建筑遗址,也说明了神权统治集团对解释宇宙意义与秩序的垄断。此外,龙山时期的宗教礼仪活动中也大量使用米酒、蜜酒、果酒等致幻饮料。一直到商代,这些致幻饮料都对巫觋政治沟通鬼神的宗教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服务于政治活动的专门性神权礼器也开始大量出现,一些宗教神权礼器的组合与功能已经与殷商时代十分接近,音乐被用于宗教祭祀与神权政治活动。这些现象都说明,商代那种成熟神权政治的主要现象在龙山时期就已经出现,这种发展中的神权政治内在性地需要通过不断献祭来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人牲的现象广泛见于平粮台、王城岗、陶寺、后冈、瓦店、边线王、景阳岗、教场铺等多处龙山政治体的遗址中心。说明当时捕获人牲也是进行战争活动的一项重要原因。正如张光直所说,龙山时代存在制度性地使用暴力,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人员即是被用于酋长或国王祭祀的牺牲。制度性的战争与暴力使用,实际上也即是为制度性的神权秩序服务,这种制度结构与商代的情况已经较为接近。在安阳后冈龙山遗址整理者认为:“后冈遗址中所发现的各种奠基现象,说明流行于商代的这种祭祀仪式,其源可追溯到龙山时期。”这一点正是把握住了龙山时代政治宗教活动在精神之维与商代之间的紧密联系。

龙山时期中原地区的古城建设开始大量出现平面成为方形的有意识规划,例如古城寨、王城岗、平粮台、孟庄等方形城址的出现。统治中心的建设被有意识地表现为神权社会精神世界中的四方宇宙模型,根本上是为了神权政治体的宗教礼制建设,是一种观念意识形态在战争防御设施工程上的表现。这一点也可以说明,龙山时期的战争与军事防御的观念笼罩在神权政治的架构之下,作为“世俗”的建设实际上是对某种“神圣”范式与象征的有意模仿。同样,战争活动所伴随的许多相关行为也都被包含在这样一套神圣架构的内容之中,通过战争捕获“祭品”用于神权祭祀显然是龙山政治体中的重要环节。

龙山时代作战的武装者没有将敌对者与人牲视为完全意义上的“人类”,这一点表现为在边线王城中大量人牲与猪、狗同埋的现象。这意味着,龙山时代的战争观念中,敌方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因此在进攻中可以不择手段地对付敌方成员。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说:“对有些民族来讲,他们根本不可能想象和平状态的可能,在他们的观念中,和平简直等于把敌人纳入人类范畴,依照他们的定义,虽然被排斥的部落可能与他们的种族和文化相同,但他们仍不能算人。”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化中广泛存在的一种观念,即将本共同体之外的“他者”视为非人。“他者”不属于人类和神权政治的献祭模式结合在一起,使战争中捕获人牲的行为具有了一种神权观念下的正当性。这些被捕获的人牲被广泛地用于建筑物的奠基或某种神灵的祭祀,这些“非人类”的他者被用于维护整个神权世界观中的秩序平衡,“献祭牺牲也正是基于这种宇宙生成的神话模式而进行的。假如一种‘建构’世界的方式能够延续下去(如建造房子、庙宇、工具等等),那它一定是充满生命力的……简而言之,人类必须创造出自己的世界,并切实履行对这个世界保养和更新的责任”。

也有学者指出,龙山时期大量的人牲现象是以受害者的灵与肉为统治集团的私利服务。这也正是构成龙山时期精英集团战争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将“非人”的他者作为献祭品,作为维持这个世界的保养和更新或其他目的的养料,构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能自圆其说的行动与观念系统。

此前的战争虽然也存在着针对他者、敌人的猎头并服务于农耕巫术等活动的现象,但这些行为并不广泛,也不是深植于神权政治复杂化的内在结构之中,因此不是制度性的。而到了龙山时期,战争呈现出来的新观念区别于此,这一时期的战争除了获取财富与劳动力,还出现了组织性、计划性、制度性的国家暴力——将敌对者捕获,并用于对各种神灵的祭祀,维护既有宇宙和自然秩序的运转。

这种观念的出现与发展,与商代国家的战争观念之间具有着密切的联系,商代的战争观念正是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将战争行为、祭祀和国家宗教视为一种整体行为的不同环节这样的观念,最终成熟发展于商代,并构成了商代战争的意识形态基础。

四、二里头时期的战争

二里头文化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历史真正意义上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考古遗存。而更多学者则倾向于将之视为古书文献中夏王朝国家的真实遗存,将之与传世文献中的城市地名相对应,或者将龙山时代的王城岗等处遗址也都归入夏朝的范围之内。而关于夏王朝的历史存在,国外学者多持保留态度,或以夏代为周人杜撰出来的一个历史的“倒影”。并且否认二里头遗址就是传说中的“夏朝”遗存。由于涉及学术范式与方法论背景的差异,长期以来,对于文献中“夏”是否为真实历史王朝的争议,尤其体现在国内学界与国际汉学的分歧之上。“有人说凡是黄皮肤的都说‘有夏’,白皮肤的都说‘无夏’。可见这才是‘古史’拉锯战的前沿。”

当然,“黄皮肤”学界中“无夏”的声音,其实一直存在。日本学者白川静就认为“迄今仍无法确证夏王朝的真实性”。而在国内,早在民国时期,中国一些学者就对“夏朝”的存在表示怀疑,这当然可以追溯到顾颉刚倡导的疑古思潮阶段,最著名的莫过于大禹为虫的说法。古史辨学派的杨宽就认为“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辗转演述而成者”。陈梦家则认为“夏世即商世”,夏王即商先王。因此,他认为“夏”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王朝。当代海外学者许倬云也认为:“我个人认为夏不是一个朝代,夏是周人的投影,投射过去的,使他自己的政权合法化。”

当代国内学者中反对将二里头遗址视为夏文化的学者代表为陈淳,他的《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一文刊登在《复旦学报》2004年4期上,他也认为“夏代”是周人杜撰出来的一个王朝,用以证明“汤武革命”的合法性,以此为周人取代商王朝寻找历史的依据。沈长云则针对陈淳的观点撰文指出,夏代是真实的历史存在,甲骨卜辞中的“杞”就是夏的后裔,说明商代时期“夏后氏”存在的史实。因此,夏代是真实存在过的一个王朝,并坚持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都邑。在讨论中,也有学者持保留态度,认为需要更多新材料的发现,才可能接近史实。例如,张光直就认为:“二里头是不是夏,将来有了新的考古材料以后,必定能够有所定夺。我们现在不需要刻意地对这个问题下个定论。”也有学者说:“我们还没有证据去证实或否定古代文献中关于夏和早商的历史。”持保留意见。蒲慕州也持类似的保留观点,他认为:“中国古史上的夏代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在考古遗址中是否能找到证据?这些都是考古学者迄今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吴锐则说:“西方学者不愿意认定二里头是夏代有他们的考虑,而这样的考虑也是出于做学问的谨慎态度。这是可取的,我们不需要批评。从学术研究的立场来讲,在材料还不完备的时候,不同的说法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我们不需要去排斥异说或判定谁是谁非。”

关于二里头是否为夏代遗存及夏王朝是否为真实存在过的朝代这一争议,属于目前学术界长期争论的前沿问题。这一问题的纷争,涉及长期以来学术范式、观念、学派、潮流,甚至是文化心理的问题。既有学术史的源流,也有当代国外汉学、考古学和国内主流学术范式之间的差异。

笔者认为,传世文献中的夏王朝之存在,不能轻易加以否定。所谓夏朝是周人“发明”出来的一段历史之说,似乎过于强调社会中某种人群主观理性设计的力量。实际上,哈耶克(Hayek,Friedrich August)曾批评考古学家柴尔德《人创造了自己》一书,因为柴尔德相信,通过人类的理性可以创造出一种革命性或支配性的新的积极力量,理性可以自觉地设计社会与历史进程。而实际上,哈耶克认为,历史与社会的演进过程高度复杂,是一种类似于自然法则的自发秩序,natural一词的拉丁语词根和希腊语中同义词physical的词根,都是来自描述各种成长现象的动词的。传统的、自发衍化而来的历史、道德,完全是自然的而非人为的。因此,古人不可能运用现代人的“理性设计”,通过有意识的主观设计、大规模的理性建构,去编造一个王朝,创造一段子虚乌有的历史,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要。中国文化有漫长的历史传统,延绵不绝的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正是中国本土文明自发秩序传统中的一部分。用理性编造一段“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理性主义者自己思维的古代投射而已。夏朝的存在,不可能是子虚乌有,理性“发明”的结果。

正如张国硕所说,周初距离夏代不过五六百年,犹如今人谈明、清王朝,不必借助文献,仅靠口头传承,一般人甚至文盲也能略知一二。周人不可能凭空绕开这些在一般社会中印象深刻的历史记忆,而去“杜撰”出一个王朝出来。所谓文明突然在商朝出现“大爆发”,实现了各项领域的革命性突破,正是哈耶克批评柴尔德强调人类历史中各种“革命突破”—诸如农业革命、城市革命之类的思路。

尽管夏朝的存在,不能轻率加以否定,但二里头是否就一定是“夏墟”,则属于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即使是在二里头文化和夏的关系方面,存异也颇大,学界至少有十几种意见,最主要的就有三种。一种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一种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部分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合起来为夏文化,一种认为二里头一至三期与龙山晚期、新砦期合起来为夏文化。在此,笔者持谨慎态度,暂不将二里头遗址与夏墟之间进行直接简单对应,而是将其视为一处比龙山文化更晚、比商文化更早的遗存。笔者也同意刘莉的观点,即二里头政治体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水平。换言之,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社会复杂化水平,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也可能是夏代某同姓诸侯的遗存。因此,笔者行文至此,只是讨论二里头文化阶段的武器和战争问题。除了二里头时期政治体的战争主题,其余问题均不在探讨范围之内。

二里头文化时期,除了传统的石质、骨质武器之外,龙山时期开始出现的新式青铜武器逐渐在军事贵族中得到装备。二里头遗址一期出土了青铜削刀、石质、骨质和蚌质的箭镞。这种青铜削刀可以用于削制箭杆和修理武器装备。削刀的出现,正说明了二里头时期对武器装备的技术投入开始出现新的面貌。

在二里头三期的军事贵族墓葬中,则出土了青铜戈(Ⅲ采:60)和青铜箭镞,在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也出土了青铜镞。在一座中型墓葬(VIKM3)中则出土了青铜钺和青铜戈,此外还有一件玉戈。礼制武器与实战武器同出一墓,这种现象与商代军事贵族的墓葬随葬武器情况已经完全一致,意味着战争与宗教献祭之间有紧密联系。青铜钺和青铜戈的出现,意义重大。按照柴尔德(V.G.Childe)的意见,“石器的主要缺点在于磨损太快”,“正是战争凸显了铜或青铜比易碎火石和其它石料的优势”。因此,磨损很小,可以反复和长期使用的青铜近战武器,意味着武器的专业化,也意味着使用这些武器的人本身已经专业化。在龙山时期,神权政治与征服战争演进的日趋激烈和复杂化,导致青铜箭镞被引入军事领域,这与城堡的攻防战具有紧密联系。而到了二里头三期,青铜戈、青铜钺的出现,则意味着近战领域出现了专业化的青铜武器。这种青铜武器完全取代了传统的那些容易磨损,无法长期被专门性地投入战争领域的各类石制武器,可以被武装贵族长期使用。近战、远射的青铜武器配合,意味着整个战争领域的全面专门化。此种专门化武装贵族群体的出现,也伴随着二里头神权政治的高度复杂化,呈现出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图1-3 二里头三期直援青铜戈

新式的青铜武器被装备于军事贵族,而传统的远射武器弹丸仍是二里头时期的一种装备,这里发现的三枚弹丸都是用陶烧制的。在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遗址出土了青铜斧和青铜镞。大型青铜武器的出现,显示了武器装备技术更新的速度很快。在二里头一期只有青铜小削刀用以修理武器,而到了三期,与一、二期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军事贵族使用的大型青铜武器。2000年时在二里头遗址又出土了一件青铜钺,是迄今为止最早的青铜钺。这些例子都显示了二里头政治体的武装军事贵族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青铜武器,因此可以推测这一时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些武器的专门化程度与杀伤力又比龙山时期更为强大,在技术层面上与商代武器已较为接近。

此外,在二里头宫殿区南侧大路(03VT61)早期路土之间还发现了车辙的痕迹,两辙之间的距离约为1米。这是中国古代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车辆的痕迹,比1996年在偃师商城发现的商代早期双轮车车辙痕迹早了两百多年。此外,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遗址三期出土的一块陶片上刻着一枚陶文,字形与甲骨文的“车”非常接近,研究者推测为“车”字。这些材料都显示,二里头到早商阶段,是中国古代开始使用车辆的关键时期。只有在学会了使用车辆之后,车战的作战方式才会出现。

图1-4 洛阳皂角树二里头遗址三期出土陶片上的“车”字

尽管二里头时期的武器装备技术更新速度相当快,也有学者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了车战,或称为“车战的初始阶段”。但是否可以因此而推断二里头时期已经出现了战车和车战,则尚需分析。

殷墟地区出土的典型商代战车的两轮之间均有2.2—2.4米的距离。而早商时期的偃师车辙间距离只有1.2米,显示了与车战时代不同的车制。因此,学者推断早商时期的车为人力推动,而非车战时期的畜力车。另外,在2008年殷墟刘家庄北地发现殷代车辙轮距多为1.3—1.5米,2010年郑州小双桥遗址发现车辙为1.4米,也有学者推测有这些1—1.4米车辙的可能是牛车。笔者认为,并没有任何材料显示在马车传入中国之前有“牛车”的存在,这些狭窄轮距的车辆,应当均为人力手推车。联系到二里头的车辙比早商的车辙还要狭窄,可以推测二里头和早商时期的车都是人力小型车辆,用于运输土方或其他材料,当时还没有被运用于战争活动。而至于商代车战和马的传播与使用,将在后文中论述。这种小推车在商代的民间一直被使用着,安阳花园庄南地H27就曾发现两辄距离为1.5米的双轮小车,是用人力或牲口拉动的民间工具,与战车不同。二里头的车显然与商代的这种民间运输工具属于同一类型。这就意味着,二里头时期出现了用于建筑或运输的小车,但这种车并不是战车,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商代意义上的车战。

尽管还没有证据显示二里头时期已经出现了车战,但当时武器装备的技术更新速度则远非龙山时期所能比拟。除了出土军事贵族使用的青铜武器,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规模庞大的青铜工业区,面积有1万平方米,除此之外,这里也有骨器制造区。这些证据说明,二里头的统治集团控制着规模相当巨大的战争资源,可以生产大量的青铜武器与骨质武器,为大量武装者提供武器装备,用于战争活动。而二里头早期的铸造技术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可以保证这些武器装备的作战能力。

在二里头,除了在军事贵族的墓葬中发现青铜武器之外,还有一批小型土坑竖穴墓共15座,但在这些代表了平民氏族成员的墓葬中均未发现武器。笔者因此推测,二里头政治体的统治精英对战争资源实现了垄断和控制,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也实现了对武器的集中生产和管理。这些武器在被精英集团控制之后,往往在战争爆发或政治动乱等活动中向一般平民“授兵”。这种现象正说明了武器和战争的专门化,已经完全区别于生产工具,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早期国家控制的强化。此后的商代,一直到春秋时期,很多武器都控制在国君和氏族首领的手中。

从二里头的宫殿、宗庙遗迹以及青铜礼器、绿松石青铜兽面牌和交通鬼神的卜骨来看,这一政治体的神权建构是继承了龙山神权政治体的路数演进而来。而二里头文化又是龙山政治体与商代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因此可以判断,这一神权政治体的战争活动包含了一项重要的活动——捕获献祭使用的人牲。

在二里头二期灰坑VH216中,埋藏着姿势极为不自然的人骨,ⅡM53人骨上身扭曲,而且没有下肢。很多个体尸骨不全,1号宫殿1号坑内,有的是被捆绑后活埋的。二里头三期分布了多座人牲坑,四期ⅣM21的人牲,右手被砍掉了,ⅤM62是人牲与兽骨架同埋,而ⅤM204的人骨扭曲,四周分布着零散的残骸。在四期还有4具没有下肢骨的人牲遗骸,在ⅧT11内还有被砍下的人头。而在二里头东下冯遗址的灰坑中也发现了十余具人骨架,其中有些尸骨不全,在翼城感军遗址灰坑中也有人骨架出土。洛阳涧滨二里头遗址的灰坑中,M13人骨架没有右下肢骨,左上肢骨被砍断;M17中人骨架没有右上肢骨,一下肢骨被砍断。山西垣曲小赵遗址二里头时期灰坑H6也叠埋着三具人骨架。很明显,这些都是被作为人牲献祭的牺牲者。

可以肯定,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些埋藏着人骨与兽骨的灰坑是宗教活动的祭祀坑,死者是被作为献祭的牺牲埋葬的。二里头一号宫殿基址周围分布着大量的祭祀坑,说明这是一座专门用于神权政治活动献祭的礼仪建筑。这些现象说明,二里头这一早期国家政治体的神权宗教相当发达,在国家宗教与国家意志的支配下形成的战争——祭祀已较为完备,宗教、战争与献祭构成了一整套有机的政治链条。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如学者所指出:“龙山文化时期已在奠基和置础时用人牲,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形成一套完整的典礼仪式。”说明了神权政治趋近成熟。

这种精英集团依靠神权与暴力对政治体实现有效控制的典型,正是此后的殷商王朝。此种控制涉及神权统治者对宇宙论、世界观、秩序和整个现象世界的解释,他们的统治也正是建立在对这样一套完整世界秩序的整合与有效把握的基础之上的。战争活动的展开可以有效地为神权政治的献祭活动服务,并通过捕获人牲与祭祀来巩固与强化这一套已有的神圣观念。人骨与兽骨同埋的现象暗示着在二里头统治精英的世界观之中,敌人、他者是类似于动物的存在。

可以得出这样的阶段性结论: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武器装备的技术比龙山时代得到了更大提升,出现了代表战争完全专业化的近战、远射青铜武器配合,意味着职业性军事贵族的存在。车辙的发现,不能表明战车已经出现,可以推测,二里头时期的战争,包括贵族首领在内,仍是进行步战。二里头的统治集团控制着大量武器与生产武器的资源,在战争时期用以武装氏族平民。这个社会进行战争活动的动机除了为获取资源,也包括宗教观念与神权政治的内在要求。这一政治体的运作模式与战争观念,与殷商时期已经非常接近了。

[126]Timothy Earle,How Chiefs Come to Power: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Prehisto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05.

[127]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6页。

[128]LiLiu,The Chinese Neolithic: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25.

[129]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6页。

[130]刘文鹏主编:《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26—228页。

[131]《世本·张澍〈稡集补注〉》,[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中华书局,2008年,第22页。

[13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载《考古》2013年7期,第15—24页。

[13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后阳湾、呼家洼地点试掘简报》,载《考古》2015年5期,第70页。此外,陕西延安还有芦山茆遗址,发现有宫殿建筑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2019年7期)。陕西佳县石摞摞山石城,也有完备防御体系(张天恩、丁岩:《石摞摞山龙山古城及相关问题浅论》,载《考古与文物》2016年4期,45—51页)。

[13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载《文物》1983年3期,第27—36页。

[135]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3页。

[13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载《文物》1983年3期,第14—20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市王城岗遗址2002、2004年发掘简报》,载《考古》2006年9期,第3—15页。

[137]裴明相:《试论王城岗城堡和平粮台古城》,载《华夏考古》1996年2期,第87页。

[138]杜金鹏:《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大型建筑基址研究》,载《华夏考古》2010年1期,第66—67页。

[13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载《华夏考古》2002年2期,第53—60页。

[1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载《考古》2009年2期,第18—21页。

[141]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山东大学考古系:《河南博爱县西金城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载《考古》2010年6期,第22—35页。

[142]袁广阔:《辉县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载《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6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辉县市孟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2000年3期,第1—20页。

[14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郾城县许慎纪念馆:《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载《华夏考古》1992年3期,第66页。靳桂云:《龙山时代的古城与墓葬》,载《华夏考古》1998年1期,第40页。

[144]尹达:《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54—55页。

[145]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载《考古》1998年1期,第2页。

[146]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载《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15日;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试析——兼述我国早期国家的诞生、文化融合等有关问题》,载《中原文物》1995年2期,第31—37页。

[147]中美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山东日照市两城地区的考古调查》,载《考古》1997年4期,第3页。

[148]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聊城地区文化局文物研究室:《山东阳谷县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载《考古》1997年5期,第23页。

[149]靳桂云:《龙山时代的古城与墓葬》,载《华夏考古》1998年1期,第40页。

[150]防城考古工作队:《山东费县防故城遗址的试掘》,载《考古》2005年10期,第29—36页。

[151]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载《考古》1998年1期,第4页。

[15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照市莒州博物馆:《山东莒县薄板台遗址的调查、勘探与试掘》,载《考古》2019年12期,第49—69页;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枣庄市文物局、滕州市文物局:《山东滕州市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载《考古》2020年7期,第3—19页。

[153]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263—264页。

[154]Li Liu and Xingcan Chen,“Sociopolitical Change from Neolithic to Bronze Age China”,Edited by Miriam T.Stark,Archaeology of Asia,Blackwell Publishing,2006,p.162.

[15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2005年3期,第316—345页。

[156]京浦:《禹居阳城与王城岗遗址》,载《文物》1984年2期,第69页。

[157]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9年,第141页。

[158][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5年,第856页。

[159]安志敏:《吉野ヶ里遗址的考古发现——记日本最大的弥生文化环壕聚落》,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2期,第96—98页。

[160]杜正胜:《从考古资料论中原国家的起源及其早期的发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一分,1987年,第52—53页。

[161]马新、齐涛:《中国远古社会史论》,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41页。

[162]吴文祥:《“限制理论”与中国古代文明诞生》,载《华夏考古》2010年2期,第146页。

[16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42—48页。

[164]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载《考古》1980年3期,第198—199页。

[165]杨泓:《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兵器史研究》,载《文物》1985年8期,第19页。

[166]吴文祥:《“限制理论”与中国古代文明诞生》,载《华夏考古》2010年2期,第145页。

[16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古城寨城址2016—2017年度发掘简报》,载《华夏考古》2019年4期,第7页。

[168]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枣庄市文物局、滕州市文物局:《山东滕州市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载《考古》2020年7期,第19页。

[169]董作宾:《谭“谭”》,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57—558页。

[170]蔡运章:《韩都宜阳故城及其相关问题》,《甲骨金文与古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97页。

[171]Barry J.Kemp,Ancient Egypt: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Routledge,1989,p.226.

[172]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9年,第505页、513页。

[173][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88—589页。

[17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试论偃师商城小城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99年2期,第36页。

[175]例如,在山东禹城县邢寨汪龙山遗址中就出土了两件青铜镞(德州地区文物工作队:《山东禹城县邢寨汪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载《考古》1983年11期,第972页)。

[176]在登封王城岗和诸城呈子龙山遗址中也出土过铜残片,不排除这些政治体也拥有了生产铜制武器的可能(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8—39页)。

[177]逄振镐:《东夷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第454—455页。

[178]LiLiu,The Chinese Neolithic: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64.

[179]王清刚:《试论龙山时期的三棱镞》,载《江汉考古》2017年5期,第89—94页。

[180]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编:《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06、34—37页。

[181]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第四次发掘简报》,载《考古》1987年4期,第292页。

[182]于海广:《山东龙山文化大型墓葬分析》,载《考古》2000年1期,第66页。

[183]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9页。

[18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载《考古》2003年9期,第3—4页。

[18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载《考古》2008年3期,第6页。

[18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载《考古》2004年7期,第16—17页。

[18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2005年3期,第322—324、338页。

[18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聊城市文物局:《山东茌平教场铺遗址龙山文化城墙的发现与发掘》,载《考古》2005年1期,第5页。

[189]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载《考古》1959年10期,第531—532页。

[19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禹州市瓦店龙山文化遗址1997年的发掘》,载《考古》2000年2期,第19页。

[19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禹县瓦店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3年3期,第42页。

[192]郑州市博物馆:《郑州阎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载《中原文物》1983年4期,第2页。

[193]洛阳博物馆:《孟津小潘沟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1978年4期,第240—255页。

[194]潘其风:《河南武陟大司马遗址出土人骨》,载《文物》1999年11期,第76页。

[195]严文明:《涧沟的头盖杯和剥头皮风俗》,《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35页。

[196]陈星灿:《中国古代的剥头皮风俗及其他》,载《文物》2000年1期,第53—54页。

[19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载《考古》2013年7期,第22页。

[198][澳]刘莉:《龙山文化的酋邦与聚落形态》,星灿译,载《华夏考古》1998年1期,第102页。

[199]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87页。

[200]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254页。

[201][德]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赵蓉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

[202]裘锡圭:《说“仆庸”》,《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73—382页。

[203]王克林:《试论我国人祭和人殉的起源》,载《文物》1982年2期,第69页。

[20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聊城市文物局:《山东茌平教场铺遗址龙山文化城墙的发现与发掘》,载《考古》2005年1期,第6页。

[20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载《华夏考古》2002年2期,第65页;洛阳博物馆:《孟津小潘沟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1978年4期,第255页;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载《考古》1980年3期,第198—199页;菏泽地区文物工作队:《山东曹县莘冢集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1980年5期,第387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黄寨遗址H1清理简报》,载《华夏考古》2021年3期,第51—52页。

[206]张光直指出:“卜骨及仪式用器的大量出现,指示专业的巫师。”(张光直:《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29页)

[207]中国古代的文字功能,最初便是宗教性质的占卜记录或神器铭文。Keightley指出,殷人青铜神器铭文并非给人类观看,或至少不是所有人,其预设读者是天上的祖神。同样,甲骨卜辞,也是给神灵观看的(David N.Keightley,“Marks and Labels:Early Writing in Neolithic and Shang China”,Edited by Miriam T.Stark,Archaeology of Asia,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p.191)。商代的宗教精英集团垄断了对沟通诸神功能文字书写技术的控制,这样的一种模式,可以追溯到龙山时期的早期背景中。

[208]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它》,载《文物》1984年11期,第74—75页。

[209]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载《考古》1994年1期,第37页。

[210]济宁市文物考古研究室:《山东济宁市程子崖遗址第二次发掘》,载《考古》1999年7期,第13页。

[211]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75页。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扁壶上朱书文字“文”应该被释读为“文邑”,意思为“夏邑”(冯时:《“文邑”考》,载《考古学报》2008年3期,第286页)。

[2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载《考古》2008年3期,第6页。

[213]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郭净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1页。

[2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载《考古》2004年7期,第22—23页。

[215]麦戈文、方辉、栾丰实、于海广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酒遗存的化学分析——兼谈酒在史前时期的文化意义》,载《考古》2005年3期,第82页。

[216]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63—64页。

[217]例如,龙山时期的蛋壳陶器就是特权者使用的宗教礼器,而在陶寺还发现了最早的青铜礼器(杜在忠:《试论龙山文化的“蛋壳陶”》,载《考古》1982年2期,第180—18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载《考古》1984年12期,第1069页)。

[218]例如,陶寺遗址大墓中出土鼍鼓、石磬,属于宗教礼仪的神器,与商代的组合与功能颇为相似(杜正胜:《从考古资料论中原国家的起源及其早期的发展》,中华书局编辑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考古编四》,中华书局,2009年,第3458—3459页)。山西闻喜、襄汾也都出土了用于祭祀仪式使用的大石磬(李裕群、韩梦如:《山西闻喜县发现龙山时期大石磬》,载《考古与文物》1986年2期,第60、94页;襄汾县博物馆:《山西襄汾县张槐遗址出土大型石磬》,载《考古》2007年12期,第86—87页)。

[219]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88页。

[2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85年1期,第42、84页。

[221]何军锋:《试论中国史前方形城址的出现》,载《华夏考古》2009年2期,第70页。

[222]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载《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15日。

[223][美]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何锡章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224][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225]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载《考古》1998年1期,第13页。

[226]LiLiu,The Chinese Neolithic: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25.

[227]这是国内学界的最主流观点,例子很多,如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和成果》,《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4页;俞伟超:《中国古代文化的离合及其启示》,《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0页;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6页;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98;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8—59页。孙华认为,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就是夏都平阳”(孙华:《关于二里头文化》,载《考古》1980年6期,第525页)。刘莉、陈星灿总结,在中国接受早期教育经历的学者,普遍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代晚期”的遗存(Li Liu and Xingcan Chen,“Sociopolitical Change from Neolithic to Bronze Age China”,Edited by Miriam T.Stark,Archaeology of Asia,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p.163)。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也持有“夏代文化”之说,他认为卜辞中的先公先王,在时间上就属于“夏代”(饶宗颐:《谈“十干”与“立主”:殷因夏礼的一二例证》,《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7—21页)。此类文本甚多,兹不赘述。

[228]赵芝荃:《夏代前期文化综论》,载《考古学报》2003年4期,第477—479页。也有学者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是“早期夏文化”,而到了二里头一至四期才是真正的夏文化(牛克成:《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遗存的性质问题》,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1985年8期,第15页)。王玉哲认为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

[229][英]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汪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0页。

[230]李零:《说考古“围城”》,载《读书》1996年12期,第9页。

[231][日]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化》,加地伸行、范月娇译,台北文津出版社,1983年,第29页。

[232]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七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81页。

[233]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载《燕京学报》第20期,第491—497页。

[234]许倬云:《自述成长岁月》,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26359。但许倬云的弟子邢义田,则主张有夏,他认为:“自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以后,传说中的夏朝已非子虚。”(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年,第85页)

[235]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4期,第82—91页;沈长云:《夏代是杜撰的吗——与陈淳先生商榷》,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期,第89—96页;又见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6—188页。

[236]李永迪:《与张光直先生谈夏文化考古》,三联书店编:《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81页。

[237]许宏、刘莉:《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载《文物》2008年1期,第50页。

[238]蒲慕州:《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第39页。

[239]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二卷)—社稷守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31页。

[240][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0—21页。

[241]张国硕:《“周代杜撰夏王朝说”考辨》,《先秦历史与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64页。

[242]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07—408页。

[2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41—44页。

[2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载《考古》1983年3期,第215页。

[2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69、241页。

[246][英]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安家瑗、余敬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93、102页。

[2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95页。

[248]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

[249]袁广阔:《河南二里头文化墓葬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96年12期,第65页。

[2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发现一件青铜钺》,载《考古》2002年11期,第31—32页。

[251]孙华:《关于二里头文化》,载《考古》1980年6期,第521页。

[25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载《考古》2004年11期,第11页。

[253]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4页。

[254]詹子庆:《夏史与夏代文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

[255]石晓霆、陶威娜:《夏商时期的戈与野战方式浅说》,载《中原文物》2003年5期,第41页。

[25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试论偃师商城东北隅考古新收获》,载《考古》1998年6期,第13页。

[257]冯好:《关于商代车制的几个问题》,载《考古与文物》2003年5期,第38—39页。

[258]胡洪琼:《殷墟时期牛的相关问题探讨》,载《华夏考古》2012年3期,第53页。

[2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92年1期,第124页。殷墟郭家庄则发现了两只用于拉小车的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58页)。

[2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载《考古》2004年11期,第26页。

[261]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页。

[26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42—245页。

[26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载《考古》1992年4期,第295页—296页。

[264]在二里头东下冯类型的东马铺头、感军遗址都出土了卜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载《考古》1980年3期,第206—207页)。

[26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25、149页。

[26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45、339、341页。

[267]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遗址中,很多材料在时间上属于早商时代,故也被学者称为“早商文化的东下冯类型”(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0页)。

[268]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载《考古》1980年2期,第99—100页。

[26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载《考古》1980年3期,第206页。

[27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洛阳发掘报告:1955—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第56页。

[27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垣曲小赵遗址1996年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2001年2期,第218—219页。

[272]刘绪:《谈一个与早期文明相关的问题》,载《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4期,第6页。

[273]杜金鹏:《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基址初步研究》,刘庆柱主编:《考古学集刊》第16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95页。

[274]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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