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次“易律为禅”事件,李伟进行了考证。他指出,明末至清康熙间“普陀山两寺的世系乃临济宗剃度世系,而非律宗传法世系”。 他强调,清初这种改律为禅的习以为常的认知,“是清初禅宗法脉入山后宗派意识凸显下的一种建构,此前该山并不属律宗。由于不属法统的原剃度派僧人仍在两寺之中,编修《普陀山志》的儒家士人需要考虑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于是援引《宋史》中《道学》《儒林》两传分立的体例,将其谱系记载分为《法统》《释系》两部分,并确定了《法统》居于《释系》之上的基调。一般认为,儒家道统之说源自禅宗传灯观念,山志的处理办法反映的则是儒家对普陀山佛教的资源回馈。时过境迁,纂修山志的儒家士人对此已不甚明了”。 这其中说的《法统》和《释系》是清代普陀山禅宗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普济寺而言,潮音入山后,分别编纂《普陀列祖录》和《百岁老祖宗谱》。《普陀列祖录》记载的是普济寺的禅宗法脉传承,其始于宋代真歇,终于清代潮音。这属于其“法统”。潮音同时还有普陀山剃度派之身份,所以又重修《百岁老祖宗谱》,此谱始修始于明嘉靖间,清初通元照机曾编有《重修宗谱》,潮音即在此基础上重编。此属于其“释系”。在康熙年间裘琏《普陀山志》中将这两种谱系“分明命名为《法统》和《释系》,以示区分”。 具体而言,“法统”指禅宗之法脉传承。裘琏《南海普陀山志》云:“释门之有法系,犹儒家之有道统。朱子云:‘宁可架漏千年,不许汉文、唐太接统三代。’诚有见也。普陀自梁慧锷开山,代有闻人。至宋真歇,首倡宗风。自后自得祖芳,一灯递照。无何季叶,改禅为讲,法鼓无声。直至潮公、别公,续灯接宝,由是二寺英贤杰出,诚山中之盛遇。” 而“释系”记载的则是普陀山原有的剃度派僧人。“法统”之外又纂“释系”,是因为也有法统之外的僧人对普陀山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多有创兴恢复,规模远大,功力彪炳者,亦未可轻量。犹夫孔子之门,政事、文学,英英济济,超轶古今而传道者第在,如愚鲁钝之贤,岂四科、十哲、七十、三千之徒遂可少乎哉?” 所以在强调“法统”的同时也强调“释系”。“《法统》《释系》各附于梵宫法产之末云。梵宫法产,虽曰攸关,实系规模久远。志家往往以事邻鄙琐,略而弗详,谬矣!兹备载之,所以昭法守,杜侵渔,示久远也。” 从根本上说,皆是为了禅宗的法脉传承。
清代普陀山僧人多为禅宗法脉传承,该传承被认为是“薪传一脉,喜衣钵之相承;海会四河,庆箕裘之克绍”,故《普陀洛迦新志》卷六被命名为“禅德门”。“禅德门”共分四部分:一、普济住持,二、法雨住持,三、本山出家,四、十方寄寓。现将此四类中的清代僧人列表统计(见表六)。
表六:清代普陀山部分僧人一览表
除以上所列四类清代僧人外,卷末还列有《普济、法雨二寺住持表》,其时间始于后梁贞明二年(916)的慧锷,历经宋、元、明,一直到民国十二年(1923)的了信广裕,共千余年。其中清代的传承非常明晰,其部分住持在上表中的“普济住持”和“法雨住持”中已经罗列。遗憾的是,《普陀洛迦新志》卷六并未列慧济寺住持,王连胜在《普陀洛迦山志》中对其进行了补充,列有“慧济寺历代住持表”。 除了其住持名单和上表“普陀山出家僧”中的恒学能积、信真空修等,还有登泉仁舟、顶顺、顶超圣光、源皓、静山、源顺、德化、文质、文正等。此外,信真空修的剃度师定育虽非住持,但也曾驻锡于佛顶山慧济寺;“普陀山出家僧”中的觉道也曾寓居慧济寺,信真空修对其委以重任。“十方寄寓僧”中的玉峰也曾隐于慧济寺。此外,王连胜《普陀洛迦山志》中还列有清代“本山名僧”六十余人,清代“朝山名僧”十余人。
相较于明代,清代普陀山僧人籍贯虽仍以浙江本地为主,但外地僧人尤其是北方僧人明显增加,如别庵是四川高梁人,正音原为北京大佛堂住持,玉峰空怀为安徽歙县人,洞彻剃发于河南莲康山,正明养拙是山西永济人,乐道是河北巨鹿人,化闻是奉天(今沈阳)铁岭人,玉峰古昆为江西上饶人,净禅为山西平阳人。其中籍贯为北京、辽宁、山西、河北等地的僧人在清代以前是很少见的,这说明到了清代,普陀山在全国佛教界有了一定的影响,也吸引了北方的僧人前往驻锡。
清代普陀山禅僧,多有临济宗法脉。因此,这一时期的僧人,大多畅演临济宗风,代表性的禅僧有潮音通旭、别庵性统、恒学能积、法泽明智、绎堂心明、能仑鸿昆、正明养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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