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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清代普陀山佛教兴衰

清初,海寇仍活动于普陀山海域,如顺治初年“海寇阮俊与日本僧谋,欲将明赐《藏经》,载入日本。山僧照中率数百人,至舟山哀求不已”。 文中所言照中,又名贯介,当时,因“海氛未靖,群议迁僧”,照中“力求止之,众得安堵”。 正因为如此,顺治六年(1649)仍有朝礼普陀山的记载,“顺治己丑,秣陵黄土山人刘某,生即茹素。同弟朝南海”。 但海寇的侵袭依然不止。“康熙三年元旦,众僧见山中有白光如虹,从佛殿顶贯至小洛迦山。大士衣白衣,乘光而度。识者预知寺有难事作矣。” 其中所说“难事”,当是指康熙四年(1665)荷兰海盗侵山占寺的恶劣行径。

15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辟新航路以后,16世纪又在全球建立贸易网络。这引发了荷兰人对外扩张的野心。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荷兰人抵达珠江口,期望与庞大的中国建立贸易往来。他们的通商请求不仅未获成功,而且遭到澳门葡萄牙人的抵制。后来,他们侵占澎湖,袭扰福建沿海,试图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的自由贸易之门。《彭湖平夷功次残稿》记载:“狡夷犯顺,占据澎湖,名为求市,大肆焚劫。自天启二年发难以来,洋贩不通,海运梗塞,漳、泉诸郡已坐困矣,而又加以亡命啸聚,勾引向导,料罗、古雷各地方,夷实逼处,失事屡告,致厪庙堂南顾之忧,此全闽一大患害也。” 荷兰海盗侵扰劫掠中国东南沿海,造成严重边患,如崇祯十年(1637)韩霖完成的《守圉全书》,其中评价荷兰称:“国家边患,率称南倭北虏,海寇红毛番自近年始也。其人无常业,劫掠为生。又假商贩之名,以济其奸,与吕宋香山澳夷大不同,南土隐忧,此其最巨者也。” “南土隐忧,此其最巨者也”,足见荷兰海盗行径之恶劣。明末清初,顾炎武就指出:“海夷有别种,号红毛番……发纯赤,强而多力,以船为家,于海岛诸港门贩鬻为生涯。其交易颇以信义,怒辄杀人,海岛中诸夷恒畏避之。” 至清时,荷兰海盗的形象是“红毛鬼子枯株形,狞狰紫髯蛟龙腥” ,更为狰狞可怖。

康熙四年(1665),荷兰海盗侵掠普陀山,使普陀山佛教遭受灭顶之灾,再次陷入衰落,史料记载:“清康熙四年乙巳,红毛以郑氏踞其巢窟,遂浮海劫掠。五月十三日,扬二艘抵山,须发皆红黄色。腰臂各缚短炮十余,用火石触之,随手辄放,百发百中。斧甚利,口上有钉。其他弓矢器械甚多。初至,向僧索菜,每手竖一食指,分顶上如角状;口复‘㘞㘞’作声,盖云牛也。僧不敢忤,指坡间牛,令自取,即炮毙数头。次日佯言欲作好事,诱僧入舟索金宝。遂统众入寺,毁像,剖其中灵宝,及僧蓄、历代颁赐、金佛、银钵、玉环、玛瑙、珊瑚、如意、锦绣幡幢帷褥一空。已复斫厨,出御赐《藏经》,褫函袱,裂经,缠胫股。至船,则碎投于海而去。于是僧藏尽空,宝地残毁,不可言矣。八月复来,掠牛畜去。比三次至,僧众斩木揭竿,备与相斗,遂不登岸。大士道场,蹂躏至此,岂非厄运之逢哉!” 据此,仅在康熙四年(1665),荷兰海盗就来普陀山多达三次,除最后一次因僧众“斩木揭竿,备与相斗”未登岸之外,前两次均在普陀山抢掠毁坏,尤以第一次为最,当年五月,他们抢掠珠宝、入寺毁像,使“宝地残毁”。《普陀洛迦新志》又载曰:“四年五月,红毛番人来普陀,住半月,尽取铸像幡幢等物。”后来他们将此运往日本“贸易,得金二十余万”,但是在快要回到荷兰时,“船忽自焚,番人俱溺海死” 。此外,他们还盗走法雨寺一口钟。此钟为明代大智法师手铸,《普陀洛迦新志》对此记载甚详:“康熙四年,遭红毛蹂躏。法雨寺大钟,为大智手铸者,亦被载去。至咬����叭 门,钟顿重,不可舁,遂置城外。雍正元年,其地忽有声如雷,昼夜不绝吼。众异,掘之,而钟出焉。或以告监寺法泽,泽闽人,谋于所熟洋商,请归。六年至南澳,时泽族兄许良彬总镇于澳,许为载回。适九年春,发帑修建,泽为寺住持,彬升授闽水师提督。乃转托粤浙封疆诸大吏,宛转浮运。至十一年钦工告竣,众僧于十月三十万寿日 开场祝圣,而钟适以是日至。盖沉埋外夷沙土中者六十余年矣。” 后普陀山高僧能仑撰有《法雨寺重铸铜钟记》 ,也追述了这一经历。

此后,普陀山寇乱时断时续。康熙八年(1669),镇海寺在寇乱中被毁,唯存塔刹。康熙十年(1671),又徙僧至浙江宁波、慈溪等地,然“土寇以火熔普陀圆通大殿金范大士像,像熔,延烧及殿”。康熙十四年(1675),普陀寺在大火中被焚毁,庵院同时荒废。

清初,普陀山虽有海禁,且佛教衰落,但“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宇荡平,澎湖、台湾尽入版图,大弛海禁,寺僧复归故业” ,后康熙南巡时又遣使重修,使普陀山再度辉煌。

康熙初年,国家尚未统一,更多关注的是政权巩固与国家安全。康熙帝延续顺治“崇儒重道”的政策而不重佛教、“不好仙佛”,这在《康熙起居注》中有明确表述,如康熙十一年(1672):“朕亲政以来,此等求赐观庙名号者,概不准行。况自古人主好释老之教者,无益有损。” 康熙十二年(1673):“朕生来不好仙佛,所以向来尔讲辟异端,崇正学,朕一闻便信,更无摇惑。” 由此可见康熙初期对佛教的态度,加之寇乱不止,普陀山的佛教仍处于衰微状态。但过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的政策和态度皆有所转变,他认为宗教有抚慰、劝化人心的功能。“人生于世,最要者惟行善。圣人经书所遗如许言语,惟欲人之善;神佛之教,亦惟以善引人。后世之学,每每各向一偏,固尔彼此如仇敌也。有自谓道学,入神佛寺庙而不拜,自以为得真传正道,此皆学未至,而心有偏。以正理度之,神佛者皆古之至人,我等礼之敬之,乃理之当然尔。” 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后,清朝政局基本稳定,康熙开始北巡和南巡。北巡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是文殊道场五台山。康熙二十二年,首次巡游五台山,从二月十二日至三月初六日,共计二十五天。其间他还朝礼五座台顶,从南台开始,依次朝礼东台、北台、中台和西台。此后,总共五次巡游五台山,不仅御书寺额、碑文、诗歌,而且支持续修山志,为太皇太后、皇太后祈寿以及他本人祈福,同时用以绥服信仰喇嘛教之蒙古,意在调适满、蒙、藏、汉四者的关系,“建构满汉蒙藏多元一体国家形态”。

康熙南巡旨在宣扬一统天下开始新的统治。 康熙二十三(1684)年,首次南巡,当年十月,开放海禁,僧众归普陀山。此后,又南巡五次。康熙二十八年(1689),第二次南巡至杭州时,康熙准定海总兵黄大来启奏普陀废坠状,后命一等侍卫万尔达、二等侍卫吴格、礼部掌印郎中观音保,“赍赐帑金千两,建盖山寺”,被性统赞为“瓦砾生光彩,皇恩为布金”,“当朝逢圣主,万代奉慈尊”。 因黄大来启奏有功,后人特在普陀山建黄公祠以纪念。清慈溪郑梁《黄公祠碑》载有其上奏过程:“公镇定海三年,忠于其职,今皇帝实眷依之。二十八年,帝南巡,公护驾行在,帝从容问公舟山缘海事宜。公辄慷慨陈地方兵民利弊甚悉,帝嘉纳之。公平时信道而敬佛,尝悯普陀为大士演法道场,即今闽疆展辟、海宇荡平,天下名山皆被嘉赖;而大士现灵之区,反录录墨墨。……适帝召问,遂乘间为帝陈之。于是帝可其议,帑金有赐,卫臣有遣,而普陀焕然重建焉!公方欲多方培护,广建名蓝;越明年,而公以疾没于官。” 黄大来是当地海防官员,由他来上奏,康熙皇帝准奏,说明中央与地方共同支持普陀山佛教的发展,奠定了普陀山繁荣发展的政治基础,这和明万历年间皇帝支持而地方官员不支持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皇帝撰写了《御制补陀洛迦山普济禅寺碑记》,其中有言:“自康熙二十二年,荡平台湾,海波永息。故游方衲子因旧基址,斩蓬蒿、刈藜藿而更新焉。朕时巡浙西,特遣专官,虔修净供;敬书题额,永镇山门;复发帑金,重修寺宇。务俾殿堂庑牖,丹碧华烨、棼橑焕美。而一木一石,悉出公家;一夫一役,不烦民力。上为慈闱延禧,下为苍生锡祉也。朕自弱龄诵读经史,以修齐治平为本,未暇览金经贝叶、空寂泡影之文,所以不能窥其堂奥。概而言之,元者,善之长也。佛者以善为本,推而扩之,大约无二。上天好生,化育万汇,大士慈悲,度尽众生,亦无二也。朕求治勤民,四十余载矣。今者,兵革已销,而民生未臻康阜;梗顽虽化,而民情未尽淳良。皆因水旱靡常,丰歉各异。此朕寤寐孳孳不能释也。以大士之力,庶几慈云法雨、甘露祥风,使岁稔人安、万姓仁寿,则普济之鸿功,实时雍之上理,是朕之心也夫!” 康熙皇帝自述“特遣专官,虔修净供;敬书题额,永镇山门;复发帑金,重修寺宇”,而且“一木一石,悉出公家;一夫一役,不烦民力”,说明普陀山的修建都是集国家之财力,从中更可看到康熙皇帝对普陀山的态度。

实际上,从康熙二十八年(1689)赐金普陀山开始,一直到五十七年(1718),康熙皇帝有十余次关注普陀山,或敕建、或拨款、或进香、或书额、或免粮、或供粮等等,最终促进了普陀山佛教的发展。这在《普陀洛迦新志》记载甚详,移录如下:

康熙二十八年,驾巡杭州。赍赐帑金千两,建盖山寺。

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命翰林宋大业赍御书《金刚经》两函,分赐前、后两寺。五月命释自戒赍内制五爪龙袍二袭,进香,祈保皇上西征,全师奏凯。

康熙三十六年,命使进香,赐五爪龙衣一袭、垫子两座、银五十两。

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南巡杭州。二十七日于行在,差乾清宫太监提督顾问行、内务府广储司郎中丁皂保、太监马士恩等,赍金千两,分赐两寺,到山进香。四月初四日至寺,传旨:山中乃朝廷香火,所有未完之功,以是帑金为之领袖,务令天下臣民,共种福田。住持须竭力图成,勿孤上意。太后、六宫、公主,各赐金有差。并御书《金刚经》二卷,分赐两寺。书“普济群灵”及“潮音洞”额赐前寺。书“天花法雨”及“梵音洞”额赐后寺。书“皓月禅心”额,赐普济住持明怘。书“修持净业”额,赐法雨住持性统。夏六月临五十七字,赐明怘、性统。又赐性统念珠一串,供大士。又准两寺住持奏请,发金陵城内琉璃瓦一十二万,改盖两寺大殿。

康熙四十二年二月,驾巡杭州。命侍卫翁峩立、都统官保、中官首领王璋进香。赍赐住持心明御书《心经》一卷、帑金二百两。命住持性统题《苏台雨景》诗,即御书赐之。复书“大圆通殿”“狮子窟”“寿峰”三额,赐心明;“振宗禅寺”“妙光”“圣因”三额,赐性统。分挂普陀、治平、径山接待诸处。书“添筹”二字,赐性统母。又准直郡王奏,六品官阿尔发同官保到山,送龙袍银两。

康熙四十三年,御制碑文各一道赐法雨寺和普济寺。书赐“宣布声闻”“藏经阁”“永寿寺”额三道。命性统赋诗,赐瀚海石砚一方、丰泽园墨二锭。

康熙四十四年,命浙江织造敖福合赍送御制碑文;鸿胪寺序班朱圭奉敕镌碑。四月,赐性统御书《心经》二部、《心经》塔一轴;赐心明御书《心经》一部、《心经》塔一轴。

康熙四十六年,驾巡苏州。赐性统人参一斤及瓜果等物。又书“栴檀林”三字额赐心明。

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命浙江孙文成、江南曹寅、苏州李旭三织造,赍送内造自在观音、救度佛母二相,分给普济、法雨两寺。

四十八年二月,命内务府员外郎噶达浑降香,赍送帑金二百两。并诏杭州织造孙文成,查明僧众人数,许运米石出海,永为定例。七月,皇太子奏准,差中官邓镇、赵柱、皇姑寺住持广博,赍赐帑金五百两、内造大士珠宝金相一尊,供法雨寺。又帑金三百两、金幡一对、数珠二挂、内造渗金佛三尊、黄蟒袍一袭、银制吉庆阿哥一位,供普济寺。

康熙四十九年,赐宝印一颗,并赐前寺《大藏经》。

康熙五十二年正月,赐普陀山性统、心明紫衣各一袭,侍僧五人红衣各一袭,及蜜饯珍果等物。二月,复各赐人参及丸药等物。

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命使到山,赐性统蜜饯珍果等物。

康熙五十六年,恩准性统、心明奏请,蠲免普陀山僧人开垦田地钱粮。

此外,受康熙皇帝影响,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开始,一直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和硕裕亲王、皇太后及六宫、公主、多罗直郡王、和硕庄亲王、和硕显亲王、皇太子、直郡王、和硕诚亲王、端静三公主、皇三子、皇四子雍亲王等皇室成员也给普陀山施紫袈裟、法被、戒衣、香包,供佛像、锦幡、龙幡、念珠,赐匾额、书法、炉瓶、金银等。除皇亲外,雍正年间,俞茂甫、魏承祖等人还捐金为法雨寺置田百余亩。

雍正皇帝虽崇信佛教,自号居士,用心参禅,但其宗教政策比较严格,他认为“为僧无清静行,行凶顽事,则其非僧也必矣”,“若是真僧必不犯法,犯法必非真僧”,因此“国家劝惩之法,亦不可忽也”。 与此同时,他“黜异端以崇正学”,在《圣谕广训》中,他指出:“朕惟欲厚风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学术。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惟此伦常日用之道,为智愚之所共由。索隐行怪,圣贤不取。《易》言蒙以养正,圣功……自古三教流传,儒宗而外,厥有仙、释。朱子曰:‘释氏之教,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会一个心;老氏之教,只是要存得一个神气。’此朱子持平之言,可知释、道之本指矣。” 他引用朱熹评论佛教和道教的话,指出佛之根本在“心”,而道之根本在“神”。而佛“不管天地四方”,又似指出其负面倾向。或受此影响,雍正朝对普陀山佛教的贡献远不如康熙大。《普陀洛迦新志》卷四关于雍正与普陀山的关系仅记载有两条:“雍正九年(1731)三月,准浙江总督李卫奏请,赐帑金七万两,重建前、后二寺殿宇。命前苏州巡抚、原任户部左侍郎王玑监督工程。十二年(1734)正月,赐前、后二寺御制碑文各一道。” 虽是雍正九年和十二年各有一记载,但这两件事其实是前后相连的。雍正九年赐金重建普济寺和法雨寺,雍正十一年“工成”后,于雍正十二年正月为两座寺院各写一道碑文。

雍正《御制普陀普济寺碑文》如下:

普陀洛迦山,为观音大士示现之地,历征灵应。自梁贞明中,始立佛寺。宋元以来,代有修葺。我皇考圣祖仁皇帝巡行浙西,遣官兴建殿宇,上为皇太后祝禧。御题赐额,勒文丰碑,以纪其事。山灵拥护,圣迹丕昭。朕缵绍鸿基,于兹十载。念兹山为古圣道场,瑞相神光,灵异显著。重以圣祖皇帝宸翰留贻,尤宜敬谨崇奉。爰特发帑金,重加修饰,专官往董其役。经始于雍正辛亥年九月,越雍正癸丑年六月工成。朕惟天下名山大川,皆扶舆积厚之气,磅礴而融结。普陀秀峙海壖,迥立于天风紫涛浩涆无际之中,尤灵秀所萃聚,宜其为仙真之所栖息。况大士以慈悲济物为心,随声赴感,无所往而不在。其示现在一时,实无时而不示现。神通感应,不可思议。即示现与不示现,举可不论也。今夫佛法广大无边,大海包含无际。亿万百千里,不足以测海之广,而一勺未尝非海也;亿万百千法,不足以尽佛之相,而一法无往非佛也。今以大海视普陀,一拳石耳。而菩萨现相之场,善众皈依之地。泛慈航于彼岸,结宝筏于迷津。证普度之慈缘,显宏深之愿力。珠宫在望,香界重新。宁不与鹫峰鹿苑均为净域之名区也欤!用为斯记,镌诸翠珉,以志灵山之胜概。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五日。

雍正《御制普陀法雨寺碑文》如下:

法雨寺者,普陀山大士之别院也。皇考圣祖仁皇帝既修建普济寺,上为慈圣祝禧;复念兹寺为海氛所震荡,发帑重新,俾僧徒有所栖止。赐额立碑,增辉瀛峤,历今已数十载,宜加崇饰。朕特遣专官,赍内帑,庀材鸠工,不劳民力。香林梵宇,丹雘焕然。与普济寺大工同时告竣。督臣请摛文勒石以纪。夫大士以慈缘普济,度尽众生为愿。朕尝绎“法雨”之义,为济物之普遍者莫如雨。当夫慈云布濩,甘澍滂沱,高下远近,一时沾足。陵霄耸壑之乔柯、句萌甲坼之微卉,华葩果窳,无不濡被润泽,发荣滋长,畅茂条达,各遂其性而不自知。假使物物而雨之,朝朝而溉之,将不胜其勤,而终不足以遍给。惟本大慈悲,现大神力,周遍一切,在在具足。所谓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夫天下者,济物之功,莫大于是。神山宝刹,缁侣云集,自当有被时雨之化,证心印而传法乳,普利生之实用,以不负大士随缘接引之慈恩,而副朕宏振宗风、护持正觉之至意者,朕深有望焉。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五日。

两篇碑文,均回溯普陀山历史,尤其回顾了康熙皇帝对普陀山的支持。普济寺碑文又特别指出普陀山“仙真之所栖息”,并描述其神圣环境,又指出观音菩萨随声赴感,神通感应,不可思议;法雨寺碑文又以佛法解其寺名,认为“济物之普遍者莫如雨”。从中可以看出,虽然雍正对普陀山的支持逊于康熙,但他对普陀山仍倾仰有加。受他影响,雍正十二年(1734),和硕果亲王、和硕显亲王、和硕庄亲王分别在普陀山赐画“送子观音像”,赐匾额“六度舟”“慈云广覆”“随心满愿”“宅心清净”“香云花雨”等,赐楹联“禅谈不二千江月,经契无言万派宗”,还赐诗、丝绸等 ,以支持普陀山佛教的发展。

乾隆朝的宗教政策在清代诸帝中是最为明确的。林秋燕专门探讨了乾隆的“因俗而治”政策,指出他不仅遵循前朝政策“扶正斥邪”,而且在宗教管理上倡“从宜从俗之道”,即“因俗而治” ,使得不同种类、不同派别的宗教皆能得到正常发展。乾隆初期的普陀山佛教,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也获得一定发展,并受到官员和僧俗的关注。这从法雨寺的一场大火可以看出。乾隆三年(1738)十月二十日,“以香灯僧不戒”,法雨寺鼓楼毁于大火。第二年,住持法泽将其上呈给总兵裴鉽、县令黄应熊,设簿广募。“闽之渔船数百艘,踊跃乐施。”法泽亲自到温州采料。宁台道王坦、温镇黄有才,“咸以原系钦工建造,免其税饷”,装运至山,后连日风浪大作,不能起卸。后“又有二十余只渔船”,停泊于千步沙,相互协力,浮水曳岸,“遂兴工修造,崇敞如昔”。 可以看到,当地政府官员、商人是非常支持普陀山佛教发展的。政府官员之所以免其税饷,是因为法雨寺“原系钦工建造”,这是指康熙、雍正皆曾修建普济寺和法雨寺。对此,乾隆四年(1739),许琰在《重修南海普陀山志》序言中有所说明,他说:

陟前、后两寺,则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二圣御碑,穹窿摩云,金殿珠宫,辉煌夺目。自古梵宇壮丽之观,又无以逾此矣。夫惟神灵之所留遗,呵护其间,故海不扬波,山辉川媚。而列圣善与人同之量,神道设教,亦遂崇奉之至于斯也。……且雍正九年,发国帑,重修建,圣恩隆重,寺之规制,皆已改观。前志固未之及也。……间有一二宰官所作,释氏藉为檀护者,不能尽去。正恐后之视今,犹今视昔,其果可以观焉否耶?法泽为余族弟。少寓余业师梁村蔡先生里中之清泉岩,与师交游最密。后为普陀法雨寺住持,料理钦工,备极勤劳。戒行精严,缁素悦服。吾师在都时,尝以诗寄讯。盖真能志大士之志者,故于是志尤惓惓云。书成而序之如此。乾隆四年己未暑月之朔日。

许琰指出,康熙、雍正二帝非常重视普济、法雨前后两寺,且专门强调雍正九年(1731)皇帝拨款修建之事。受此影响,两座寺院的檀护也很多。他还说,法雨寺的住持法泽,是他的族弟,对法雨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据《普陀洛迦新志》卷四记载,乾隆直接赏赐普陀山的资料也仅有两条:“乾隆十六年春,驾幸杭州,赐源善紫衣一袭及珍果等物。三十七年九月,赐流金嵌宝曼丹一座,重三十三两,并哈达五色。” 第一条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南巡时为普陀山僧源善赐紫,第二条记载乾隆三十七年(1772)赐五色哈达。献哈达是藏传佛教礼节。乾隆向汉传佛教圣地普陀山僧人赐哈达,从侧面反映了他的宗教意向。清代诸帝中,乾隆应该是最尊崇藏传佛教的皇帝之一。乾隆皇帝有自己的上师和本尊,也修习密法,在位期间下旨修建很多高规格藏传佛教庙宇。他仿照西藏地区阿里古格托林黄金神殿在故宫建雨花阁,在其中建造了三座直径3.5米的掐丝珐琅坛城,主尊分别为密迹金刚、胜乐金刚和大威德金刚。除给自己修建佛堂外,还为太后、太妃重修慈宁宫佛堂。目前紫禁城共六十五处藏传佛教殿堂,其中大部分为乾隆时所建造、改建或修葺。他还将原雍亲王府改建为藏传佛教皇家寺院雍和宫,又在京外承德修建外八庙等。同时他还推动了满、蒙、汉、藏多种文字藏传佛教经典的翻译、整理与出版。因此,乾隆也被尊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 ,这两个称号“无疑可以在作为世俗君王的乾隆皇帝身上添加上富有魅力的宗教神性,表明他是一位超越了世俗万有,具有统御十方、救度众生之智慧、方便和愿力的非凡的政治领袖”。 因此,当时的画师还画有乾隆帝御容佛像,现存的七幅御容像曾分别悬挂于北京的雍和宫,承德的普乐寺、普宁寺、普陀宗乘之庙,以及拉萨的布达拉宫等处。但是,乾隆皇帝的藏传佛教信仰是非常理性的,“清朝君主在藏传佛教信徒面前依然是以皇帝的身份自居,而‘文殊菩萨化身’等他称类型的名号实际上是作为皇帝的修辞语而使用。那种认为清帝是以一种与皇帝不同的文殊化身之类的教主形象呈现在蒙藏群体面前的观点可谓失于片面”。对于乾隆帝御容佛像唐卡,钟焓认为“应视为反映皇帝个人宗教观念的产物。也就是说,此类画中将乾隆帝描绘成文殊菩萨,并不属于皇帝想要在公开的国家政治生活领域中着力向外界尤其是其统治下的多数臣民展示的形象”。 因此,“整体而言,乾隆帝对藏传佛教的崇信显得相对理性,他并未将自己的信仰带入治国的层面”。 而且他崇信藏传佛教,更多的是维护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需要。

乾隆皇帝更加眷顾藏传佛教,自然对作为汉传佛教圣地的普陀山有所忽视。但是普陀山佛教仍获得了较大发展,这一方面是僧人努力和官员支持的结果,另一方面是香客信众的崇信,当然这也离不开历史积淀的信仰传统以及民间信仰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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