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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六节 明代普陀山朝山信仰

建构普陀山神圣空间的同时,普陀山朝山信仰也随之再兴。帝室的崇奉、官员的朝拜、士绅的推崇、僧人的礼拜、香客的朝山共同推动了“普陀香汛”和朝山信仰的蓬勃发展,大大促进了朝山香道的建设。朝拜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瑞相或感应,更增强了普陀山的神圣性,同时也巩固了朝山信仰。而朝山信仰的发展,是与中国佛教名山的蓬勃发展这个大背景同时进行的。

明代佛教名山信仰的兴起是需要关注的一大社会现象,如云南的鸡足山信仰兴起于明代 ,又如徽州的仰山崛起于明代。

中国佛教“三大名山”也是在明代开始才固定下来,如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中有诗《赠僧参方一绝》:“落迦南浸胜蓬莱,西有峨眉北五台。寄语圆通三大士,可能端为一僧来。” 其中落迦即普陀山。可见,明中期普陀山开始与峨眉山、五台山并称。胡应麟《三大士殿》曰:“普贤肇峨眉,示迹惟西方。文殊现五台,台殿俱清凉。猗与观世音,普陀实吾乡。胡为三大士,鼎足偕兹堂。” 其中明确指出“三大士”及其居住道场,即普贤肇峨眉、文殊现五台、观世音在普陀。明樊王家在《补陀山志序》中说:“补怛洛伽山与峨眉、五台鼎峙寰宇,而灵秀之气,尤钟于洛伽。” 《皇明鲁王补陀山碑记》云:“神州之内有三大山,为震旦佛国,曰峨眉,曰五台,曰洛伽。” 明末的云栖袾宏是首先使用“三山”一词并将其特指五台、峨眉、普陀的人。他在《三山不受三灾》中云:“或谓五台、峨眉、普陀三山,劫坏不坏,游者能免三灾,此讹也。” 憨山德清是历史上首次运用“三大名山”一词的人,他在《高邮州北海台庵接待十方常住记》中说:“惟三大士现身十方,普度众生,无处不遍。在我震旦国中,以三大名山,为法身常住道场,而峨眉僻处西蜀,远在一隅。唯五台、普陀,对峙南北,为十方众僧之所归宿,往来道路,不绝如缕。” 此处的三大名山就是三大士道场,即峨眉、五台、普陀。他不仅首次提到“三大名山”,而且还多次提到,如《敕建五台山大护国圣光寺妙峰登禅师传》云:“师素愿范渗金三大土像,造铜殿三座,送三大名山。” 此三大名山即五台、峨眉与普陀。

明末“三大名山”兴起之时,“四大名山”也几乎同时出现。圣凯法师认为,明代“出现三大名山”,即五台山、普陀山、峨眉山,“到了康熙年间(1662—1722),逐渐出现四大名山的说法”。 明代的明河在《补续高僧传》中记载了“夜台”的事迹,他“薙发受戒,辞师至终南、伏牛。又至五台多服水斋,日则静坐,夜则游台,人因呼为夜台”。“岁癸卯,入京师,慈圣太后赐钵杖及紫襕袈裟一袭。师先于塔院寺设千盘会,于龙泉寺设龙华会,皆四十九日。”“又于峨眉、五台,各铸幽冥钟一口,重万三千斤;又于普陀、峨眉,请藏经二部;又于九华,设水陆道场,其余镪粟,分施静室及诸贫僧,铢两尺寸,不入私。故久而缁素益信之,师往反四大名山,精神尫顿。”后圆寂于“万历庚戌十月二十五日”。 按此说法,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夜台入京,后不久往返于峨眉、五台、普陀、九华之“四大名山”,或铸钟,或请藏经,或设水陆道场。但这只是开始,“四大名山”之概念尚未在当时的社会普及,很多人还不知道。明代鲍应鳌的《瑞芝山房集》中收录有《募造南海观音大士脱沙丈六金身题辞》,其中一名僧人太空提到了“四大名山”,但他竟不知“云何”,其中载曰:

万历戊申(1608),南海僧太空持友人沈武选书来谒,曰:“将为震旦四大名山造阎浮提,四大菩萨往镇焉。”询所谓四大云何?曰:“吾欲以观音大士表南海,文殊菩萨表五台,普贤菩萨表峨眉,地藏菩萨表九华也。”余讶其阔远,而以方解兰入燕未暇,与作缘。去之五年,还里。又三年所,太空复持同年邵虞部书来谒。余问四大名山之愿毕乎,曰:“未也。然闽中已有文殊缘矣,吴下已有普贤地藏缘矣,地藏已庄严,今偕缙绅某公送九华矣,独观音大士缘在新安,未臻厥成。”

文中,释太空告诉他,想要以观音大士表南海,文殊菩萨表五台,普贤菩萨表峨眉,地藏菩萨表九华,这是历史上首次提到四大菩萨匹配四大道场的文献,在四大菩萨道场信仰发展史上颇有意义。从中可以看到,太空似乎认为这是自己的发明,而鲍应鳌还“讶其阔远”。此后不久,就看到了“四大名山”的称呼,《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二六所录《武昌府双峰接待寺大光月公道行碑记》云:“楚为汉南一大都会,当天下之冲,方外瓶锡,往来四大名山之所必由。向无息景之地,则长途困顿,风雨饥寒,孰得而问焉?” 结合文献信息,其中提到的最后时间为“丙辰”(1616),说明他写此文的时间不会早于1616年。又明崇祯己巳(二年,1629),顾元镜《九华志》撰成,其中录有范铸的诗云:“四大名山此第一,二三朋好喜同来。俱从忙世偷闲趣,竟得浮生到化台。法物捜看衣钵古(寺遗地藏衣钵),诵经暮听鼓钟催。清灯高卧层楼上,花雨霏微逐梦回。” 其中直接说九华山是四大名山中的“第一”。这说明,在明末,四大名山的名称已正式确立。

明代普陀山几经兴衰,朝山信仰也几经周折,但随着佛教民俗化的继续推进和佛教名山信仰的继续发展,尤其是到了晚明时期,其朝山信仰迅速崛起,并在岛上蓬勃发展,这离不开帝室的崇奉、官员的支持和士绅的推崇,以及僧人和香客的朝山。士绅的推崇中,屠隆和周应宾就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他们撰写的志书记载有朝山信仰的内容,其本身也是普陀山朝山信仰的“文本建构”,因在本章第四节内容作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香客朝山信仰与普陀香汛直接相关,也是普陀山朝山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于下一部分展开。下面主要研究帝室、官员与僧人的朝山信仰。

明代帝室崇奉普陀山,以万历皇帝为主,在王亨彦的《普陀洛迦新志》卷四“檀施门” 详载有明代皇室及官员布施普陀山的内容,现将其列表统计(见表五)。

表五:明代皇室及官员布施普陀山情况

▼续表

▼续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明代供奉或布施普陀山最多的朝代是万历时期。万历时期,皇家人员中供奉次数最多的是万历皇帝。他虽然没有直接去朝山,但是他和皇太后先后九次敕赐普陀山,赐金赉银,修复寺院,供奉藏经。皇帝重视普陀山,极大影响了藩王大臣、内廷宦官、文人士绅等。上文中的河南王、鲁王、崇王、皇贵妃、陶崇道、苏若霖、梁文明、方应明就是比较重要的代表。

皇帝赍赐名山,往往派遣内官太监前往,所以宦官也是普陀山朝山信仰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其中对普陀山贡献最大的,除了上表中提及的张随、党礼之外,还有马谦。“明万历间,寺僧建内官三公祠于山后,以祀督造御用监太监张随、御马监太监党礼、内官监太监马谦。” 张公名随,顺天之文安县人;党公名礼,陕西华阳人;马公名谦,真定深州人。周应宾《明万历新建内官三公祠碑》对其记载甚详。党礼最为重要的贡献是促成朝廷给海潮寺赐额“护国镇海禅寺”,并且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奉旨“赍赐镇海禅寺《大藏经》”。马谦的资料比较少,应是帮助张随和党礼完成计划的重要助手。三人之中,以张随事迹最显著。张随,字亚泉,涉猎经史,精通书法,万历三十年(1602),奉命赍帑金千两,莅普陀山建藏经楼。三十二年(1604)三月,殿成报命,绘图以献,乃赐一品服。“逾年,复赍金二千两”修建寺院,亲自监工,一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秋竣工。除奉旨颁赐经藏外,还主导寺院布局与建设,“拮据经理,区画尽善。性俭约,一蔬一饭外,无所需”。在寺院筹建与恢复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完成朝廷任务外,他还积极整顿山中积弊,“山中无义之徒,每有谋私利以坠戒律”,损害佛门清规者,张随都会到山上积极处理,“若辈远遁,山寺为之一清”,使普陀山成为清净道场。而且万历三十五年(1607)两大寺院竣工后,又邀请周应宾编辑《普陀山志》,即“鼎新之后,又博求儒绅,辑为志乘”。 万历三十七年(1609),他又到普陀山斋僧,请僧阅藏三年。万历三十九年(1611),张随于普陀山启建报答佛恩灵佑圣体万安法会,法会圆满后,斋施普陀山全山僧众。从万历三十年(1602)开始,在普陀山前后大约八年时间,张随五次奉诏入山,圆满完成了万历皇帝复兴普陀山的任务,对普陀山朝山信仰贡献巨大。

明朝朝礼普陀山的僧人也有很多。《普陀洛迦新志》记载有七位“十方寄寓”僧人:别古崖、象先、蕴空、达观、守庵、妙峰、无能,其中有几位是在晚明佛教中有影响的高僧,如达观即紫柏真可、妙峰即妙峰福登等。象先“二十五从宝珠礼普陀”,蕴空“泛南海,礼补陀”,真可对普陀山贡献甚大,“凡普陀敕建殿阁,皆其启奏之力”。守庵“遍礼名山,参访知识。若普陀、五台、伏牛、少室诸大道场”。无能“万历丙辰冬,谒洛迦,见远来朝礼大士者多露宿,因于渊德观左建海云庵,以接游僧”。 其中妙峰法师为山西人,俗姓续,为春秋时续鞠居之裔,生秉奇姿,唇掀、齿露、鼻昂,修学过程中遍参善知识并参访名山。据《金台龙华寺第八代住山瑞庵祯公塔铭》载:“丁丑(万历五年,1577)春,妙师(妙峰法师)与予隐居清凉。师倾心慕之,游五顶,搜访于冰雪中。居无何,杖锡南游,礼普陀大士。” 《敕建五台山大护国圣光寺妙峰登禅师传》也记载,妙峰法师“单瓢只杖南询,遍参知识,至南海礼普陀”。 他从小生活在北方干燥的环境中,“及到南方,朝普陀,因受潮湿,遍身生疥”,于是“发愿造渗金文殊、普贤、观音三大士像并铜殿,送五台、峨眉、普陀,以永供养”。遗憾的是,给普陀山造的铜殿并未送达。《敕建五台山大护国圣光寺妙峰登禅师传》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师素愿范渗金三大土像,造铜殿三座,送三大名山。己亥春,杖锡潞安,谒沈王,王适造渗金普贤大士送峨眉,师言铜殿事,王问费几何?师曰:每座须万金。王欣然愿造峨眉者,即具辎重,送师至荆州,听自监制,用取足于王。殿高广丈余,渗金雕镂诸佛菩萨像,精妙绝伦,世所未有。殿成,送至峨眉,大中丞霁宇王公抚蜀,闻师至,请见,问心要有契。公即愿助南海者,乃采铜于蜀,就匠氏于荆门。工成,载至龙江时,普陀僧力拒之,不果往,遂卜地于南都之华山。” 据载,妙峰朝礼经宁波时,染病几乎死亡,旅宿时又滴水难求,于是以手掬浴盆中之水,饮之而甘。第二天见到肮脏的水而呕吐,忽然大悟“饮之甚甘,视之甚秽;净秽由心,非关外物”,于是通身发汗而愈。

除以上所记载之僧人朝山外,其他文献中也记载有很多僧人朝礼普陀山。如《慈慧寺无瑕玉和尚塔铭》载无瑕玉和尚“万历初,谒普陀。过金陵,至都下,游履五台,寓三塔寺,礼《华严经》”。 又万历年间北京大觉寺慈舟方念禅师南谒普陀。“(禅师)时年二十八岁,遂入五台掩关。昼则一食,夜则孤坐。后赴东台请,偶双目失盲。师曰:‘幻身非有,病从何来。’习定七日,双目复明。南谒普陀,归次越之大善寺,众请止风涂说法。” 又天启元年(1621),苏州玄墓山老僧秋月“别山中道侣,朝南海,从莲华洋,忽起至船头礼拜,高声称佛名,即奋身下水,众急出扳挽,已无及矣。时风浪大作,师出没浪间,犹合掌称佛声。舟渐远乃失”。 又崇祯元年(1628)明松陵鉴空宁禅师“游普陀”。 而贤平湖赵氏子灯更是“将亲迎而逃于普陀剃染”,明崇祯十一年(1638),“浮石贤和尚住青莲,贤平湖赵氏子,父母为娶室,将亲迎而逃于普陀剃染,圆戒云栖。初参云门澄于东塔,谒悟和尚于金粟,付法。”

明末参礼普陀山的僧人中,也有人以普陀山为公案而晓以佛教义理者。“寂觉禅人,将东礼普陀,乞一语为行脚重。老人示之曰:‘古人出家,特为生死大事,故操方行脚,参访善知识,登山涉水,必至发明彻悟而后已。今出家者,空负行脚之名,今年五台峨眉,明年普陀伏牛,口口为朝名山,随喜道场,其实不知名山为何物,道场为何事,且不知何人为善知识。只记山水之高深,丛林粥饭之精粗而已。走遍天下,更无一语归家山,可不悲哉?’”意思是说寂觉禅人将要朝礼普陀山,希望憨山德清能为其开示一二。憨山以名山而言佛理,言之恳切,并云:“南海无涯,乃生死苦海之波流也;普陀山色,乃大士法身常住也;海振潮音,乃大士普门说法也。禅人果能度生死海,睹大士于普门,听法音于海崖,返闻自性,不须出门一步。何必待至普陀而后见?其或未然,悠悠道路,虚往虚来,即大士现在顶门,亦不能为汝拔生死业根也。禅人自定当看,若大士有何言句,归来当为举似老人,慎勿虚费草鞋钱也。”

作为一座海岛,普陀山山路崎岖,晚明时期随着朝山信仰的日渐兴盛,修建进香之道成为当时的一大重要任务。晚明修建的进香之道主要有两条,一是万历时期的“玉堂街”,二是天启到崇祯年间的“妙庄严路”。

玉堂街是一条从普陀禅寺(普济寺)到镇海禅寺(法雨寺)的香道。全长约五里,途经仙人井、悦岭庵、长生庵、禅那庵、逸云庵等,“一路带山映海,翠霭银涛,应接不暇”。 《重修普陀山志》卷二“玉堂街”载曰:“在寺东饥饱岭至镇海寺路,旧有沙径湿隘,不便行趾。镇海寺僧如珂募甃石道,众皆德之。会稽陶望龄题曰‘玉堂街’。” 香道因由僧人如珂玉堂倡建而名玉堂街。他“修砌几宝岭至镇海寺路”,“因名其路曰‘玉堂街’,示不忘也”。 清代释照机有诗云:“诛茅甃石见康庄,以字题名示不忘。从此脚跟归正路,涛声山色转风光。”释照能亦有诗云:“地分世外傲羲皇,杖履何缘步玉堂。花鸟文章泉石史,归来满院薜萝香。”

“妙庄严路”于天启七年(1627)开始兴建,崇祯三年(1630)建筑完成,由白华庵住持朗彻性珠倡建。此路从短姑道头开始,经白华庵、茶亭,抵普陀禅寺。董其昌《普陀山修路碑记》对此记载甚详:

普陀在大海中,开辟之始,即有灵山奇奥之区,未成坦道。彼负好奇之癖,挟跻胜之具者,故自忘其跋涉之艰也。其如赍香而皈命,兼膜拜以奔趋者何哉?嗟乎!惊魂甫定,茧足为虞。彼岸方跻,故步恐失……亦足灰桃花源渔父再访之心。白华庵主朗公,于是有修路之议。畚锸繁兴,众缘辐辏。为石之工十有七,为土之工十有三。绵亘五里,星霜四周。昔之荦确交加,荆榛翳塞者,皆已变为周行,夷然鲁荡。竟不知布金之长者遇在何方,撤石之愚公劝者谁氏,犹之阳春雪曲,属和更多。优昙钵花,开敷甚速。朗公曰:“大士加被之力也,予何有焉。”佛氏门中,此为最胜矣……。

董其昌记载了修路的背景和经过,华亭陈继儒除记载修路背景外,他还详述了朗彻的发愿以及香道上的景观,并对朗彻赞叹有加。他说:

东南水中之胜,江有金焦,太湖有七十二峰,不敢与南海普陀鼎立而三。非逊百谷王,以观音大士道场胜也。独舍舟登岸,峣崅崎岖。雨虐风饕之夕,步步歌行路难矣。朗彻珠公叹曰:“昔雪山布发掩泥,持地以身负土,古贤圣皆然。而区区一贫衲,敢不负锸先之乎?”发誓愿,捐钵资,薙草莱,刊土石。不募而闻声者,如鸟就巢;不召而乐趋者,如蚁垒垤。经始于天启丁卯,落成于崇祯庚午。自道头茶庵至白华庵,西路阔二丈,阶高三丈,庵前平坡十余丈。进山门,曲径竹廊,至白衣真应殿。东达普陀寺,路长四五里。有茶亭、自度亭可以憩,有两旁杂树可以荫,有台可以眺,有山田野花可以玩,有石几可以坐。履道坦坦,比之泥滑滑者何如?掉臂而入,比肩而出,不下车,不让畔,比之五步一踹、十步一蹶者何如?至是而朗公之功德巨矣!

从港口道头舍舟登岸后,山路峣崅崎岖,行路艰难,于是朗彻发愿修路,他刺血书《华严经》,募集资金和人力,终得石工十七人,土工十三人,修成五里长的进香道“妙庄严路”,中间经过白华庵、茶亭、自度亭等。香道分成二段,西路从道头茶庵至白华庵,“路阔二丈,阶高三丈”,东路从白华庵抵普陀禅寺,有茶亭、自度亭可以休息,更有山田野花可资观赏。除满足朝山需求外,也成为普陀山重要的观光步道。

“玉堂街”和“妙庄严路”两条香道的建设,不仅方便了香客朝山,而且将全山的寺庵连接起来,加强了全山寺庵的沟通与交流,尤其是加强了普陀寺与镇海寺对全山寺庵的节制和管理,为清代形成两寺管理全山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也加快了普陀山的神圣空间建构进程。

随着进香道的建设,明代普陀香汛也逐渐兴起。万历十七年(1589),侯继高在《重修普陀山志序》中指出“入我明来,香火益崇,著述益富” ,同一年,屠隆在《重修普陀山志序》中却指出:“吾乡士大夫顾反畏风波,罕登涉者。” 这说明当时的香汛还只是初兴。但到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这一情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写道:“补陀大士道场,亦防汛之地,在海岸孤绝,与候涛山隔,旦晚两潮。近日香火顿兴,飞楼杰阁,嶷然胜地。春时进香人以巨万计,舍赀如山,一步一拜,即妇女亦多渡海而往者。” 王士性所说的“近日”,指的应当是万历二十五年之前不久,春节上普陀山进香人数可达“巨万”。“这条记载非常重要。它鲜活地表明,普陀山的观音香汛是‘近日’才‘顿兴’的。” 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香人数更是增多,无能禅师于是建海云庵,以接游僧。“万历丙辰冬,谒洛迦,见远来朝礼大士者多露宿,因于渊德观左建海云庵,以接游僧。” 明末陈龙正指出:“近观南海、上天竺焚香愈盛,一春不知费几何金谷布帛,几何男耕女织工夫。”且“秃辈之妄衍其教”。 其中的“南海”即普陀山,可见作者对此颇有意见。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十九日观音诞辰,在张岱的笔下,可以看到更为崇隆的香汛盛况:“至大殿,香烟可作五里雾,男女千人鳞次坐,自佛座下至殿庑内外,无立足地。是夜多比丘、比丘尼燃顶燃臂燃指,俗家闺秀亦有效之者。爇炙酷烈,惟朗诵经文,以不楚不痛不皱眉为信心,为功德。余谓菩萨慈悲,看人炮烙以为供养,谁谓大士作如是观?殿中訇轰之声,动摇山谷。是夕,寺僧亦无有睡者,百炬齐烧,对佛危坐,睡眼婆娑。有见佛动者,有见佛放大光明者,各举以为异,竟夜方散。”

明末除了本地外,也有很多外地香客赴普陀山进香,如张岱云:“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 指出山东到普陀山进香的香客过境杭州。因之在杭州还建有“接待院”,以方便进香普陀山。《武林梵志》载:“镇海禅院,在永昌门外仁和县会保四图。濒江为刹,俗称海潮寺。万历三十一年(1603)僧如德、性和、海仁建,地约五亩余。郡邑给帖,焚修接众。凡进香普陀者,必聚足于此,犹径山之有接待院也。” 在浙江绍兴也有一座接待院小能仁寺。寺建于宋开宝六年(973),为观察使钱仪所建,“寺在府西北二里”,以习禅持戒为主,“明季时,渡海谒普陀者,往反必一饱。当春日以百千计,乡人争担米助之,未尝缺也”。正因为如此,“小能仁接众之名,闻于四方丛林”。 明末《初刻拍案惊奇》卷八还以普陀山朝山进香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陈大郎的普陀山进香故事。陈大郎是江苏人,他从苏州出发,首先是到杭州,“取路望杭州来”,之后“过了杭州钱塘江,下了海船,到普陀上岸。三步一拜,拜到大士殿前。……睡梦中见观音菩萨口授四句诗道:合浦珠还自有时,惊危目下且安之。姑苏一饭酬须重,人海茫茫信可期”。 此外,崇祯十四年(1641)田贵妃之兄田弘遇奉诏赴普陀山进香,“命歌儿舞女数百余人,礼币方物,载满数百余艘”。

明末的普陀香汛不仅仅是朝山拜佛,而且变成一种重要的综合性的活动,如《初刻拍案惊奇》所说:“今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生日,何不到彼进香还愿?一来祈求的观音报应;二来看些浙江景致,消遣闷怀。就便做些买卖。” 这说明佛教更加深入民间,进入了更为深层的民俗化阶段,而普陀山便是在这一潮流或背景中迅速崛起的。

香客在朝山过程中,有人会有神圣感应。李心苑指出:“感应”是一种特别的宗教体验过程,必然涉及信仰者的众多现实背景、亲历之事、身心感受与最终结局等内涵,所以,感应必然是一个可以历史呈现的事件。这种感应之事,一般称之为“感应事迹”“感应故事”“灵应事件”“应验故事”等。 王亨彦《普陀洛迦新志》卷三“灵异门”中,记载有近二十条明代感应事迹。其年代从洪武二年(1369)到泰昌元年(1620),几乎贯穿明朝始终。此外,在《大藏经》和明人的游记、小说中也有很多感应事迹。从这些感应事迹和神圣描述可以看出,普陀山的感应地点有所变化,其感应内容以救难居多,同时宣传因果报应,最为重要的是,在普陀山常能看到瑞相显现,这就吸引了更多的信仰者朝山礼佛。

首先,感应地点略有变化。自宋代以降,普陀山的潮音洞一直是信仰者与观音菩萨感应道交的神圣之地,是一处重要的圣迹。明代初期,常有感应,但明末时略有转换,张岱自述他到潮音洞后“洞开颐颏拄水,石啖啮如獠牙,噏海水漱盥,吞吐怒潮,作鱼龙吼啸声。天窗下瞰,外巉中裂,大石壁紫黑旁罅,而两歧乱石断圭积刀,齿齿相比。再前为善才礁、龙女洞,排列可厌”。同时问了潮音洞僧人一个问题:“志中言潮音洞大士现种种奇异,若住此,曾见乎?”僧人回答说:“向时菩萨住此,因万历年间龙风大,吹倒石梁,遂移去梵音洞住矣。” 他说普陀山志书中常说潮音洞中有种种感应,问僧人曾见过否,僧人回答说万历年间因为风大,菩萨移到梵音洞去住了。这说明晚明时期作为感应地点之一的潮音洞地位开始有所下降,但这并不代表在潮音洞没有感应。如在万历八年(1580)时,大智融禅师朝礼普陀山,“见光熙幽胜,欲开梵宫,乃祷潮音、梵音二洞”,希望“大士当赐指授” 。且到明代末年时,潮音洞还有关于感应的记载,如泰昌元年(1620)十月,宋珏游礼普陀山潮音洞,回去以后在梦中就见到了“眉目逼真”的“白衣大士”。

其次,感应内容以救难居多,同时宣传因果报应。如明末有一位姓汪的昆山徽商,因虔诚朝山而免于火灾。他持斋三年后虔诚进香普陀,已往东门玉龙桥下船,忽然他的店旁起火,“急报促回”,他说:“吾侪三年方赴南海,岂以一店易吾志乎?纵被毁,吾不归矣。”于是继续朝山,进香后回家,“见四面店廛及王氏阀阅大门都焚尽,汪店楼房独存,万人惊叹”。 又如万历三十九年(1611)苏州皋桥张叟带着他八岁的孙子“将诣南海补陀,瞻礼观世音”。抵达杭州准备乘船时,“其孙见满船人,悉被绳缚手足”,张叟便下船登岸,更换第二艘船时,亦如此。于是更换第三艘船,且有二人立船首大呼:“勿乘彼而来此,此船甚安稳。”遂挟孙登船,上船坐稳后,呼唤他的人不见了。后来“前两船覆没,无一存者。张叟所附之船独全”,他们认为这是“大士默佑也”。 这一则感应故事中,因为有所感应而避免了灾祸。还有的感应事迹,记载的是关于因果报应的内容。《观音经持验记》中记载了一则故事,说万历年间有一江阴小吏焦某升迁赴任时,碰到一位僧人,告诉他说:“贫僧有募金六百两,将往普陀,为观世音建幢树刹。”二人偕行数日,焦忽萌恶念,一夕将僧推入江中,夺六百金。而僧人倏见从空中降观世音菩萨,并遇渔艇得救,且又募六百余金,往普陀偿夙愿。返回途中,听说“焦病终不愈,数月卒”,而焦的儿子“偶步于江,忽跃入浪中以死”。

再次,普陀山常有瑞相显现。如洪武二年(1369)春,漕使孔信夫榷盐于昌国,四月返回时经过普陀山,于潮音洞礼大士,看到“慈相涌光,金色灿然;珠璎宝珞之庄严,天香霞气之芬郁”。 这其中的“慈相”,即是观音菩萨,其引来“大众仰观,莫不叹异”。如永乐二十一年(1423)十月十九日,“潮音洞现白衣大士,龙王、龙女、长者”;宣宗宣德二年(1427)四月,“潮音洞内大士现,阎罗天子、二玉女随之”;英宗正统二年(1437)二月十九日夜,“大士现宝珠于潮音洞,放大光明”。 又神宗万历二年(1574),别传禅师渡海礼观音大士,看到云气中“涌出金莲白衣,冉冉示现”。 观音瑞相的显现,促进了普陀山朝山信仰的发展,进一步构建了普陀山神圣空间,同时,更加强化了普陀山的观音道场地位。

因有多种感应事迹,同时又多次显现瑞相,明末普陀山的观音菩萨被认为是非常灵验的,更加深入人心。如张岱在《海志》中所说:“村中夫妇说朝海,便菩萨与俱。偶失足一蹶,谓是菩萨推之;蹶而仆,又谓是菩萨掖之也。至舟中,失篙失楫,纤芥失错,必举以为菩萨祸福之验。故菩萨之应也如响。虽然,世人顽钝,护恶如痛,非斯佛法,孰与提撕?世人莫靳者囊橐,佛能出之;莫溺者贪淫,佛能除之;王法所不能至者妇女,佛能化之;圣贤所不能及者后世,佛能主之:故佛法大也。” 总之,明末时期,普陀山作为观音菩萨的重要道场这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和信众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也离不开观音感应事迹与观音瑞相的记载与宣传。

总之,帝室的崇奉、官员的朝拜、士绅的推崇、僧人的礼拜、香客的朝山及其感应事迹与瑞相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推动了“普陀香汛”和朝山信仰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普陀山神圣空间的继续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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