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地理的因素、交通的便利和朝廷的支持,宋代渡海入山的僧人、商人、游客越来越多。尽管当时普陀山著名的寺院仅有一座宝陀寺,但随着观音道场地位的确立和众多观音感应事迹的渲染,舟山群岛中的这座岛屿,亦即整座普陀山渐渐变得神圣起来。山上的自然景观被打上了神圣的烙印,人文景观也彰显出一定的神圣性,整座普陀山成为一处名副其实的“神圣空间”。与此同时,朝山信仰开始萌芽,并逐渐兴起。
“神圣空间”是源于西方宗教学背景下的术语,与“世俗空间”相对应,指的是在宗教经验或宗教研究中具有超越性精神属性的空间与物体,其既是人实现宗教信仰的交流之地,也是人神沟通的重要载体。作为“人与神的相遇之地”,因“神灵的在场”而被称为神圣空间。
著名宗教学家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曾提出两个重要概念:显圣物(Hierophany)和宗教的人(Homoreligiosus)。“显圣物”是一种能显示出神圣的东西,而“宗教的人”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一种潜在的宗教情结,是一种具有宗教情结的人格存在。关于“显圣物”,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中指出:“通过对诸神的模仿,人们使自己依然存在于神圣之中,因此也就生活在实在之中;通过不断再现神圣的模式,也将世界神圣化了。人们的宗教行为有助于维持这个世界的神圣性。” 该书的翻译者王建光指出,伊利亚德思想的核心是“神圣与现实的同一性”或“一致性”,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成为一种显圣物。 伊利亚德还指出:“当神圣以任何显圣物表征自己的神圣的时候,这不仅是空间的均质性的一种中断,更是一种绝对实在的展示,也展示了它与其所属的这个广垠苍穹非实在性的对立。正是神圣的这种自我表征,才从本体论的层面上建构了这个世界。” 但“神的显现和显圣物并不是太经常的需要,有一些迹象就足以说明这个地方的神圣性”。 对于“宗教的人”,他认为:“宗教徒对生活在神圣中的渴望就等于是他们对在客观实在中安置其住所的渴望,就是对自己不被那持久的纯粹主观体现的相对性所困惑的渴望;就是对能居住于一个真实、实在的世界,而不是居住于一种幻觉之中的渴望。这种行为在宗教徒的每一个层面上都得到证明。” 关于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关系,有人指出,“神圣空间”相对于“世俗空间”而言,并非自然存在,而是“人通过其文化、经验和欲求,在界定、限制和描画它时赋予其神圣性的”。 伊利亚德指出,神圣性是特定场域内所赋有的仪式空间感的一种带有宗教仪式感的属性,而构成神圣性的即存在于人类日常的生产与生活之中,这说明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之间并非是固化的、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伊利亚德正面阐述了神圣空间的性质:是一种通过人工营造界定的一个相对完整而封闭的“物理空间”,同时又不局限于此,而赋予该空间内的一器一物、一草一木以“神圣性”的结构化表述。
伊利亚德的《神圣与世俗》一书影响很大,如《神圣在实在中显现:“宗教人”生存的基本样式》 、《历史主义的神圣解构——兼论伊利亚德的历史观》 、《伊利亚德的宗教理念及其现代意义》 等,都是在此基础上的重要成果。王子涵曾对“神圣空间”的理论建构与文化表征进行了探讨,指出“神圣空间”的理论建构始于“神圣/世俗”这一对概念的辩证关系,伊利亚德在理论上阐述了空间如何在宗教学视域下成为意义生成、感知生成、社会关系生成的非中立性载体。作者还指出,“神圣空间”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逐渐形成,并具体由建构、功能与编码三个部分组成,由此揭示了“神圣空间”的固定性与延展性并存、与外部因素“共谋”以及与文化世界充分互动的倾向。其中关于神圣空间的功能的探讨,也是本文的重点:神圣空间是人类宗教信仰实现的交流之地,是人类与神灵相遇的重要载体。神圣空间是神圣力量的展现之地,是神灵赋予人类力量以完善现世生活的一种方式。神圣之地作为世界结构的隐喻,通过发挥联想连动机制将具象的空间排列映射为人类的生活秩序。 总之,神圣空间中不仅有自然界的遗留印记,也是神圣叙述的载体,其中的神圣标识总会唤醒沉睡的记忆,提醒曾经的故事并启发对当下的思考,因此,神圣空间也是一处记载神圣叙事的圣地。
金泽指出:“不同的宗教对‘神圣’有着不同的界说,但共同的任务就是阐示神圣是如何显现,人是如何认识和接近神圣的。宗教的作用就是促进人们与‘神圣’相遇,将个人带出世俗状态,推动他进入一个不同质的世界,即完全不同、超越和神圣的世界。” 具体到普陀山而言,欲使道场神圣,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使这座道场及其重要地点“神圣化”,从而使其变为“圣迹”。第二,必须让这座道场的“主人”——观音菩萨常常“显现”,因为观音菩萨是佛教中非常重要的神祇,具备天然的神圣性。前者促进了普陀山神圣空间的建构,后者作为信仰核心推动了朝山信仰的形成和演变。有了神圣的观音菩萨,又有了“圣迹”,这座道场自然“神圣”无比,成为重要的神圣空间。
作为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观音菩萨的道场,今天的普陀山已然是中国佛教比较重要的神圣空间之一。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仅是某一灵石、山洞等自然景观的神圣,也不仅仅是某一寺院、佛塔等人文景观的神圣,而是全山,亦即,普陀山整座山成为非常重要的神圣空间。在宋代,这一神圣空间有一初步建构的过程。宋代普陀山虽然只有唯一的一座寺院——宝陀寺载入史册,但其他一些与佛教文化相关的人文景观也开始神圣化,与此同时,普陀山的一些自然景观已经开始被神圣化。
需要指出的是,普陀山的“神圣化”,最迟是从晚唐开始的。梵僧焚指睹相的传说、慧锷开山的事迹都在加强普陀山的神圣性。宋代又接续了这一进程。普陀山很多的自然景观开始神圣化,一些人文景观从建立之初就是神圣景观,因而,出现了很多的圣迹。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详细记载了各处圣迹:
补陀落迦山,自明州定海县招宝山泛海东南行……循山而东曰善财洞,又东曰菩萨泉,又东曰潮音洞,即观音示现之处。又东曰仙人迹,又东曰甘露潭……过一山,中有平地,四山包之,即补陀寺。寺后正北曰狮子岩,左曰真歇庵,右曰佛迹石,狮子岩上曰妙应峰,乃最高处;东曰盘陀,又东曰白衣峰,又东曰圜通岭,又东曰古寺基,又东曰里党、外党,又东曰桑木湾,下曰木柆,东即大海,白衣峰下曰无畏石,又下曰象岩。自妙应峰西曰石观音,下即佛迹,又西曰善财峰,又西曰西方岩,又西曰弥陀峰,西即大海。自西登舟,有路曰高丽道头,循东经普门岭,上有塔子峰,旁曰梅岑,自此又东复南入寺;由普门岭自南有路,循玩月岩北至善财洞及观音岩寺前路,循东到古寺基,过圜通岭,即山之北,亦大海。
自然景观中,最先被神圣化的是潮音洞,上文记载:“潮音洞,即观音示现之处。”盛熙明在志书中也指明其为“菩萨示现之所”,“去寺三里,至洞皆黄沙,石洞巉岩瞰海,回顾无畔岸,人迹不及”。 宋代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对此洞有详细的描述:
山有洞,其深罔测,莫得而入。洞中水声如考数百面鼓,语不相闻。其上复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见数十步外,菩萨每现像于其中。粹昭既致州郡之命,因密祷愿有所睹。须臾见栏楯数尺,皆碧玉也,有刻镂之文为毬路,如世间宫殿所造者。已而,复现纹如珊瑚者亦数尺,去人不远,极昭然也。久之,于深远处见菩萨像,但见下身,如腰而上即晦矣。白衣璎珞,了了可数,但不见其首。寺僧云:顷有见其面者,乃作红赤色。今于山上作塑像,正作此色,乃当时所见者。东望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所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商贾所施者,多刻彼国之年号。亦有外国人留题,颇有文彩者。僧云:祷于洞者,所现之相有不同,有见净瓶者,有见缨络者、善财者、桥梁者,亦有无所睹者。洞前大石,下有白玉晶莹,谓之菩萨石。粹昭平生倔强,至是颇信向云。
文中描述潮音洞经常显相,而且在洞中祈祷的人,看到的相各有不同,有见净瓶者、缨络者、善财者、桥梁者,亦有无所睹者。
除潮音洞外,还有善财洞,也是一处圣迹。“岩石有罅,峭峻蹙逼,中窅叵测,其外则石崖壁立,泉溜如珠不涸,谓之‘菩萨泉’,瓶罂盛贮,以洗目疾。” 另有磐陀石,石上平广,上面可以坐百余人,坐于石上,可观日出。宋陈起《江湖小集》录有《登磐陀石》诗:“磐陀石上少从容,秋色偏宜晚望中。欲赋胜游无好句,独搔蓬鬓立西风。” 此外还有“补陀岩”,人们认为“补陀岩”中有大圣,即观音菩萨。如《江南李后主梦观世音像赞》:“补陀岩中大慈圣,沧浪石上观生死。南州麽圣师子王,感梦白衣施无畏。梦回洒笔具光相,照镜还与我面同。当时若会照镜句,放下江南作闲客。” 又如《知命弟观音赞》云:“普陀岩大圣,应身三十二。慈悲视众生,八万四千眼。” 有时还以其指代观音,如《五灯会元》载南岳云峰文悦禅师上堂法语:“普贤行,文殊智,补陀岩上清风起。瞎驴趁队过新罗,吉獠舌头三千里。” 另外还有无畏石、狮子岩、象岩、西方岩、佛迹石、正趣峰、灵鹫峰、观音峰、妙应峰、白衣峰、善财峰、弥陀峰、圆通岭、普门山、菩萨泉、甘露潭等。从其命名可以看出,不论是洞、石、泉,还是山峰、山岭,其中多数名字是以佛教,尤其是与观音信仰相关的名字来命名的。通过命名,这些自然景观就被神圣化了。
文化景观中,最为重要的是宝陀寺,即现今的普济寺,据传此处曾是梅福炼丹之地,曾名不肯去观音院,也是普陀山第一座寺院。其建筑、大殿、塑像等均是神圣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佛事活动中的仪式性自然也体现出一定的神圣性。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指出:
予在四明市舶局日,同官司户王操粹昭,郡檄往昌国县普陀山观音洞祷雨,归,为予言:普陀山去昌国两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许家,以鱼盐为业,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频伽鸟二枚,营巢梁栋间,大如鸭颊。毛羽绀翠,其声清越如击玉,每岁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
其中提到的“一寺”,就是宝陀寺,寺内有僧五六十人。除僧人外,大殿上还有频伽鸟筑巢,其鸣叫声清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神圣元素。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宝陀寺也是“五山十刹”之一。“五山十刹”是“五山”与“十刹”之并称,又名“五岳十山”,略称“列岳”。据《天界善世禅寺第四代觉原禅师遗衣塔铭序》云:“浮图之为禅学者,自隋唐以来,初无定止,唯借律院以居。至宋而楼观方盛,然犹不分等第,唯推在京巨刹为之首。南渡之后,始定江南为五山十刹,使其拾级而升。” 又据《住持净慈禅寺孤峰德公塔铭》:“古者住持各据席说法,以利益有情,未尝有崇庳之位焉。逮乎宋季,史卫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之所谓官署。其服劳于其间者,必出世小院,候其声华彰著,然后使之拾级而升。其得至于五名山,殆犹仕宦而至将相。” 两篇塔铭均被明代宋濂收录于其著作中。塔铭指出,中国古代并无禅寺,禅僧均借律院以居。后来吴越王钱镠(907—932在位)习禅,江南部分教寺于是改为禅寺,禅刹始盛。后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因史弥远之奏请,始设禅院五山十刹,定江南禅寺之等级,其中五山位居所有禅院之上,“十刹”次于“五山”。后来,天台教院也设立教院的五山十刹,与禅院互争长短。
在宋代寺院管理体制中,“五山十刹”属于官寺,等第最高,朝廷干预程度也最强,其不仅享有免税等特权,而且由官方派任住持。而其住持,“犹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至荣,无复有所增加,缁素之人往往歆艳之” ,足见其地位之高。
具体来说,五山十刹是指:(一)禅院五山,天童山景德寺、明州阿育王山、径山万寿禅寺、景德灵隐寺、净慈山报恩光孝寺;(二)禅院十刹,中天竺山天宁万寿永祚寺、道场山护圣万寿寺、蒋山太平兴国寺、报恩山光孝寺、雪窦山资圣寺、江心山龙翔寺、雪峰山崇圣寺、云黄山宝林寺、虎丘山灵岩寺、天台山国清教忠寺;(三)教院五山,钱塘上天竺寺、下天竺寺、温州能仁寺、宁波白莲寺(余一不详);(四)教院十刹,集庆寺、崇恩演福寺、普福寺、湖州慈感寺、宝陀观音寺、绍兴湖心寺、苏州大善寺、北寺、松江延庆寺、建康瓦棺寺。其中,普陀山中的宝陀观音寺为教院十刹之一。 这也提升了宝陀观音寺的神圣地位。
另外,具有神圣性的文化景观还有三摩地、真歇庵等。
有了神圣的观音菩萨来普陀山显化,出现多处圣迹,这本身就是道场神圣化的一大过程。随着历史的沉淀,普陀山“神圣空间”初步建构起来。
普陀山被神圣化为“神圣空间”的同时,宋代朝山信仰也初步兴起。信仰者涉海登山,有的是航海祈福,有的是希望治病,有的是希睹瑞相。其心所愿,各有不一,但都是希望能够在圣地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祈求获得健康、福德、慈悲、智慧等。
航海祈福的人,多是希望航海顺利,若碰到海难,也会“遥叩宝陀”。如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户部侍郎刘逵、给事中吴栻出使高丽回程时,“自群山岛经四昼夜,月黑云翳,海面冥蒙,不知向所”,于是舟师大怖,遥叩宝陀,不久,“神光满海,四烛如昼,历见招宝山,遂得登岸”。 这明显是受到了《观音菩萨普门品》的影响。《观音菩萨普门品》中记载,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其中一难就是海难。“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这是说观音菩萨可救海难和罗刹难,而碰到海难的刘逵等人认为观音菩萨应化于普陀山,于是“遥叩宝陀”,最终得其护佑,顺利登岸。
有的是为治病而求,得睹观音。如咸淳丙寅(1266)三月,范太尉因有“目疾”,令他的儿子于潮音洞祈祷,后“汲泉归洗目”,“既愈”,便让他的孩子来拜谢,“洞左大士全现”,又去善财洞,“童子忽现”,“大士亦现”。 又《夷坚支志》记载了泉州一位名叫“余观音”的人,于绍熙元年(1190)六月,在船上得病以后,“悲泣无奈,遥望普陀山,连声念菩萨不已,众尽闻菩萨于空中说法,渐觉在近。见一僧左手持锡杖,右手执净瓶,径到茅舍,以瓶内水付。余饮之,病豁然脱体,遂复还舟”。 余观音应该不是在普陀山,但他遥望普陀山求观音,即能感得观音于空中说法,进而病愈。
有的是慕名朝山,希望得睹瑞相。从宋代开始,能够在普陀山看到观音菩萨化现,已经为不少人所知了,所以,有不少人慕名前来,如宋代给事中黄龟年,在洞前“亲睹大士紫金自在相”,朗然坐石上。和他同去的老幼皆目睹圣相,有的还作有赞颂。 又如,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因为连年受害,颜颐仲“祷雨洞中”,“大士并童子,喜悦出迎”。从此以后,有求必应。 从中可以看到,颜颐仲也亲睹了观音大士,从其祈求目的来看,他是要祈雨的,因此到普陀山朝山,也有一部分人是为了祈雨。
以上不论何种类型的朝山行为,多数都感应到了观音菩萨,“观音多现于洞中,或于岩上及山峰,变化不一,甚著灵验” ,其中感应最多的是潮音洞,其次是善财洞。其实,除了观音菩萨外,其感应到的“神圣元素”还有月盖长者、童子、僧人、狮子、塔等。如绍定庚寅(1230)十月,庆元昌国监胡炜“登大士桥,礼潮音洞,倏现光明”,看到“左则月盖长者与童子并立,一僧居右,师子盘旋,两目如电”,“旁现一塔,晶彩焕发”。 可以看到,其神圣元素越来越多,这更增添了普陀山的神圣性,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朝山。此外,《莲修起信录》记载,一诚菩萨回忆自己前世是宋朝的进士,“不愿在朝,幼喜念佛,放生茹素,每日念佛五千声,每月放生一次”。在其五十八岁时,“发愿朝普陀”,后“蒙观音大士说法数次,”最终“业障全消,真性悟明,花开见佛,摩顶受记”。
宋代普陀山的朝山信仰中,影响最大的是史浩和史弥远,他们不仅朝拜普陀山,而且在自己的家乡宁波建“补陀洞天”(又称小普陀)和普济寺,将普陀山这一神圣空间复制在自己生活的地域。
史浩(1106—1194)、史弥远(1164—1233)被称为“父子宰相”,父亲史浩位至丞相、越王,儿子史弥远位至丞相、卫王。史浩《潮音洞题记》记载:
绍兴戊辰三月望,鄱阳程休甫、四明史浩由沈家门泛舟,遇风挂席,俄顷至此。翼蚤,恭诣潮音洞顶礼观音大士,至则寂无所睹,炷香煮茶,但碗面浮花而已。归寺食讫,与长澜公论文殊简圆通童子入法界事。晡时,再至洞门,俯伏苔磴,凝睇嵚空,惟乱石累累。兴尽欲返,有比丘指曰:“岩顶有窦,可以下瞰。”攀缘而上,瞻顾之际,瑞相忽见,金色照耀,眉目了然。二人所见不异,惟浩更睹双齿洁白如玉,于是咸怀庆快,作礼而退。既而治舟返甬东,惧此话无传,用书于壁。庶几来者观此无疲厌心,不以一至不见而遂已也。
这是说史浩受一僧人指点,得以目睹观音菩萨,“瑞相忽见,金色照耀,眉目了然”,而史浩本人还“更睹双齿洁白如玉”。史浩逝世三十五年后,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史弥远的老师余天锡(1180—1241)在《史越王祠记》又载:
既而邂逅胡僧,揖而前曰:“公有结果,寇莱公也。”言讫而退,竟失所往。意者大士百亿化身妙耶!……莱公结果之嘱事之颠末,固已留题于绍兴戊辰(1148)之寺壁矣。……向时岩窦下瞰之瑞相,传久为实录。
余天锡所载,内容有了重大变化,说是史浩又碰见一位“神僧”,而这位“神僧”又是“大士”(观音),并且预言他最后的官职位同“寇莱公”(寇准,曾为相)。不过,在《佛祖统纪》的记载中,这一故事又发生了变化:
初是,公摄昌国盐监,偕鄱阳程休甫泛海谒补陀山,忽一僧指岩顶有窦,可以下瞰,方瞻伫间,公与众见大士金色身相。而公复见双齿出唇际如珂玉,喜尉作礼而退。暨归寺,日已暮,一长身僧来访,语公历官至太师,且云:“公是善终文潞公也,他日入相,主上欲用兵,须力谏之,后二十年当与公会于越。”语毕遂去。
乾道初(1168)以故相镇越,有道人自称“养素先生”,与公有旧,亟命延之,索纸大书曰:“黑头潞相,重增万里风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情话。”掷笔竟出。公大惊,因追思补陀事,知长身僧及道人皆大士示现相。
(宝庆)《四明志》记载与此颇为类似。 其中,故事又有了新的发展,类比的对象不再是寇莱公,而是文潞公,而且不仅有一“长僧”,还多出一位“道人”。从对这一史实的基本表述之演变过程可以看到,普陀山就是在类似这样的传播过程中一步步变得灵验起来的,这是通过史浩父子的政治地位来构建圣地的一个过程。武锋认为:“史浩、史弥远父子所睹普陀山观音灵异事件经历了一个逐步扩大和丰富的过程,这一状况的出现与史氏家族佛教信仰以及与普陀山佛教在当时的发展关系至密,他们是普陀山观音信仰的崇奉者和支持者。” 不过,史浩父子与普陀山的关系并没有结束,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他们还在自己的家乡宁波东钱湖月波山仿照普陀山潮音洞建设“补陀洞天”,仿补陀观音寺建“月波讲寺”,因宋孝宗赐额,又称“慈悲普济寺”,皇帝还御书“水陆无碍道场以揭于殿”。 这必然扩大普陀山信仰之影响,也进一步推动了普陀山的朝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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