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慧锷入唐巡礼求法的基本概况,其在最后一次入唐后返程时开启了观音菩萨与普陀山的因缘。但是慧锷入唐的次数、时间,在不同的史料中有不同的记载,不仅中日史料记载有异,即使在中国的史料中,记载也有不同。对此,李广志指出:“惠萼从841年至863年,二十多年的时间,一直往返于中日之间,记载他的史料非常丰富,仅清代以前,中国就有二十多种,日本则达三十八种。关于惠萼的名字,史书中亦有惠谔、惠锷、慧锷、慧谔、慧萼之称。近年来,最新研究表明,惠萼至少五次入唐,返回日本五次,除第一次从山东上岸之外,其余往来大唐,均从宁波口岸进出。如此频繁往来于东亚海域,时间跨度之长,入唐次数之多,在中日交流史上仅此一人。” 其中说到慧锷五次往返中国和日本。邹怡亦持此观点:“统观各方史料,大体能够确定慧锷至少五次来华。第一次,841—842年,巡礼五台山,求法齐安禅师;第二次,844—847年,巡礼五台山,邀请义空赴日;第三次,来华时间不确,巡礼五台山,859年归国,这一次将观音像留在了普陀山;第四次,862—863年,追随头陀亲王来华;第五次,862至867年间某年来华,这一次,慧锷可能永远留在了中国,留在了普陀山。” 李广志还提及关于慧锷的史料多达五十多种,其中中国二十多种,日本三十八种,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元亨释书》《本朝高僧传》《续日本后继》《日本文德天皇实录》《金泽文库旧藏白氏文集》《高野杂笔集》《头陀亲王入唐略记》等。日本的资料中,有一部成书于日本镰仓时期的《元亨释书》,其中说到慧锷入唐仅两次,而且是在唐大中年间。该书1322年由虎关师炼撰写,是日本现存记载此事最早的资料。《元亨释书》卷一六《唐补陀落寺慧萼传》载:
释慧萼,齐衡初,应橘太后诏,赍币入唐,着登莱界,抵雁门,上五台。渐届杭州盐官县灵池寺,谒齐安禅师,通橘后之聘,得义空长老而归。又入支那,重登五台,适于台岭,感观世音像。遂以大中十二年,抱像道四明归本邦。舶过补陀之海滨,附着石上不得进。舟人思载物重,屡上诸物,舶着如元。及像出舶,能泛。萼度像止此地,不忍弃去,哀慕而留,结庐海峤以奉像。渐成宝坊,号补陀落山寺。今为禅刹之名蓝,以萼为开山祖云。
另《元亨释书·释义空传》对慧锷也有记载:
慧萼法师跨海觅法,吾皇太后橘氏钦唐地之禅化,委金币于萼,扣聘有道尊宿。萼到杭州灵池院参于国师,且通太后之币,国师感嗟纳之。萼曰:我国信根纯熟,教法甚盛,然最上禅宗未有传也。愿得师之一枝佛法,为吾土宗门之根柢,不亦宜乎。国师令空充其请。空便共萼泛海,着大宰府。萼先驰奏,敕迎空,馆于京师东寺之西院。皇帝赉锡甚渥,太后创檀林寺居焉,时时问道。官僚得指受者多,中散大夫藤公兄弟其选也。萼再入支那,乞苏州开元寺沙门契元勒事,刻琬琰,题曰《日本国首传禅宗记》,附舶寄来。故老传曰碑峙于罗城门侧,门楹之倒也,碑又碎,见今在东寺讲堂东南之隅。
日僧人圆仁(793—864)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也对慧锷有所记载,该书卷三“会昌元年九月七日”条载:
七日,闻日本僧惠萼弟子三人到五台山。其师主发愿,为求十方僧供,却归本国,留弟子二人,令住台山。
又,该书同卷“会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条载:
惠萼和尚附船到楚州,已巡五台山,今春拟返故乡。慎言已排,比人船讫。其萼和尚去秋暂住天台,冬中得书云:拟趁李邻德四郎船,取明州归国。缘萼和尚钱物衣服并弟子,悉在楚州,又人船已备,不免奉邀。
据以上材料,唐大中年间(847—859),慧锷先后入唐两次。第一次是日本齐衡初年(854),奉橘之命,从登、莱入唐,朝五台山;后辗转至杭州,访齐安禅师,得其弟子义空而归。第二次是日本天安二年(858),慧锷于五台山得观音圣像。从四明(宁波地区)出发,返航日本。但船行至普陀山时,船附礁石而不得前行,此尊观音便被命名为“不肯去观音”,并结庐供奉,后演变为补陀落山寺。慧锷因此被认为是开山祖师。而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在此之前,即会昌元年(日本承和八年,841),慧锷已入唐并参拜了五台山、天台山等佛教圣地,后于会昌二年(842)从明州回国。陈翀曾对此进行详细的考释,根据橘太后和齐安禅师的卒年,结合其他史料,指出慧锷于唐会昌元年(841)首次入唐,至五台山许愿,又到天台山巡礼,并至盐官县灵池寺拜齐安禅师为师,结识了齐安禅师的大弟子义空。随后,为准备五台山巡礼时许愿供养的十方僧供金银钱币,他于会昌二年(842)从楚州出发返回日本。会昌四年(844),慧锷奉橘太后之命再次入唐,他在山东蓬莱登陆,至五台山完成誓愿。随后,慧锷邀请齐安禅师赴日,不料此时齐安禅师已去世,遂邀请其弟子义空赴日传授佛法。也正是这一年,慧锷在唐遭逢武宗会昌灭佛,他在苏州南禅院转抄了白居易奉纳此处的《白氏文集》,后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搭乘张友信的船队返回日本。与慧锷一同返回日本的义空,其所传佛法受到了日本皇室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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