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本应避开吉塔并杀死守卫的那道光穿透的卡乌拉轻轻地呼出一口气,就像某人在愉快地入睡时发出的最后一声轻叹。射束通过时的冲击使他失去了意识,对他来说算是个小小的幸运。
那个暴徒抬脸看着我。他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当然了。我刚才所做的事完全不合情理。我不知道要过多久他才会意识到,杀死吉塔的那一枪——以如此精确的几何精度,从前额正中间直穿而入——其实本来的目标是他。不知道再过多久,他就会意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并不是我妄想中那样的神枪手,我刚刚杀死了一个我拼命想要拯救的人。
帐篷里一时之间陷入了不自然的沉默;在那段时间里,他或许已经开始醒过神来。
我没给他时间完成这个过程。
而这次我没有失手,并且在任务明显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射击。我冲着那家伙打空了一个弹匣,然后继续射击,直到枪管在帐篷里昏暗的灯光下发出樱桃红色的光芒。
有那么一会儿,我只是呆呆地站在三具看起来已经死去的尸体旁边。接着某种军人的本能忽然间开始发挥作用,我又动了起来,尽力了解周遭的一切。
卡乌拉还在呼吸,尽管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我把瑞维奇的暴徒给削成了一个颅骨解剖学的教学实例。我感到一阵悔恨和内疚,因为我对他的处决完全超出了合理的限度。我猜,这是一名职业军人垂死的自尊的最后挣扎。在打空第一个弹匣的时候,我跨过了一条界限,进入了一个不那么冷静的领域,那里的规则甚至比战场更少,那里杀戮的效率相较于恨意的消耗小到无可计量。
我放下枪,在吉塔身旁跪倒。
我不需要医学设备来告诉我她已经死了,死得无法挽回,但我还是启动了医疗套件,让袖珍神经成像仪在她头上运行,看着嵌在仪器里的小屏幕充满致命组织损伤的血色信息,大脑深度损伤,大面积皮质创伤。即便我们在帐篷里有台搜思机,也无法浏览她的记忆,从而捕捉到她的人格影像。我可以保证,她受到的伤害太严重了,那是办不到的;连机器所要捕捉的那些生物化学图式本身都已消失了。不管怎样,我让她“活”了过来:在她胸前绑上了一套人工心肺护胸,看着它伪装出她尚未死去的假象。随着血液循环的恢复,血色流回了她的脸颊。这样可以让她的尸身在我们回到爬虫馆之前保持完整。如果我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卡乌拉会杀了我的。
最后我转向卡乌拉。他的伤几乎微不足道,光束穿透了他,但脉冲非常短暂,而且光束高度聚焦,宽度极小。大部分体内损伤不是由光束本身引起的,而是由那些留在细胞中的水分的爆炸性蒸发引起的。一系列微小而滚烫的冲激,沿着光束的路径。卡乌拉身上射入和射出的伤口都很小,很难找到。应该没有任何内出血;如果光束如我所愿,在咬穿他的同时沿途烧灼止血的话,是不会有的。是的,会有伤害……但我没理由认为他无法活过来,哪怕我在这里顶多也只能用另一套人工心肺护胸来维持他目前的昏迷状态。
我把那套装备绑好,让他安静地躺在自己妻子身边,然后抓起枪,按进去个新的弹匣,用另一把枪作为临时的拐杖支撑着自己,再次开始确认周边的安全状况,努力不去想自己那只脚的状况;另外我也知道——在抽离而超然的层面上——只要有时间,我所有的损伤都是可以修复的,但这种认知丝毫也不能抚慰人心。
我花了五分钟才确信瑞维奇的其他手下都死了;除了卡乌拉和我,我们这边其他人也近乎全灭。迪特林是这边唯一的幸运儿,只受了点轻伤。他的伤势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而且因为头部中弹失去了知觉,让敌人以为他已经死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我总算成功地把卡乌拉和他妻子弄进了车里,自己也已摇摇欲坠,眼前大片大片发黑,就像看到那晚暴风雨来临前天空中可怕的雷雨云一般。然后我设法让迪特林醒过来,尽管他很虚弱,失血过多,神志不清。我还记得,这当中我时不时会疼得大声惨叫出来。
我瘫坐到驾驶席里,启动了车子。我大脑的每个部分都在进行着一场痛苦的拉锯战,渴望把我拖进梦乡,但我知道现在我必须动起来——并且是向南运动——在瑞维奇派出另一个攻击小队之前;如果上一组人马没有按时返回,他肯定会考虑这么做的。
黎明似乎遥遥无期,在略带粉红色的日光从万里无云的海滨地平线上渗出的那一刻之前,我已经有十几次在幻觉中看到了它的到来。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成功地带着大家回到了爬虫馆。
不过,也许我没成功的话还更好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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