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一切,莫拉庄园,我们这些人的生活,现在还剩下什么?对于我来说,许多年里,晚上一阵椴树的香气袭来,我会感觉自己是另一个人,感觉到真正的自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想的一件事,有多少人不得不生活在这个山谷里,在世界上也发生了当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可是山谷里的人不知道,他们没有想过。可能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有一栋房子、几个姑娘、一些老人、一个小女孩,还有一个努托、一座卡内利、一座火车站,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人,想要背井离乡去淘金。人们在夏天打麦子,收葡萄,冬天去打猎,有一个露台,一切都像发生在山谷里的事。一切都不可避免。男孩、女人、世界根本就没有变。女人们不再撑着太阳伞,星期天她们去电影院,而不是去集市。人们把麦子交给储备站,姑娘们也抽烟,但生活还是老样子。他们不知道,有一天朝四周看看,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当我从热那亚下船,在一片被战争摧毁的房屋当中,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每栋房子、每个院子、每个露台对于某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比起为物质损失、死者感到惋惜,更令人难受的是:那么多年的生活,这么多记忆,就这样在一夜之间消失,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或者不是这样?也许最好一切都在一堆篝火中化为灰烬,重新开始。在美国就是这样,对一样东西、一份工作、一个地方感到厌烦了,人们就换地方。在美国,有时整个镇子,连同小饭店、市政厅和商店都被弃置了,镇子就像一处墓地。
努托不愿意谈到莫拉庄园,可是他好几次问我有没有见过以前的人。他说的是那附近的男孩,那些一起玩滚球游戏、踢足球,一起去小酒馆的同伴,那些曾和我们跳舞的女孩。他知道所有人的去向,做了什么事。现在,我们在萨尔托山的房子里,看见有人在大道上经过时,他就睁着猫一样的眼睛问他:“你还认得这个人吗?”那人通常一脸惊异,他就会兴高采烈地给我们倒酒,会聊起过去的事。有人对我毕恭毕敬,用“您”称呼我。“我是鳗鱼,”我打断他说,“不要客套了。你哥哥、父亲、祖母怎么样了?那条母狗后来死了吗?”
他们变化不大,而我变了。他们记得我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开过的玩笑和打过的架,还有很多我忘记的事。“还有比安卡,”一个人问我,“你记得比安卡吗?”是的,我记得她。“她嫁到罗比尼家了,”他们告诉我,“过得还不错。”
几乎每天晚上,努托都要来天使旅馆找我,把我从医生、书记、宪兵和测量员的圈子中带走,他让我说说这些年的经历。我们像两个修士一样在镇子的草地边上走着,能听到蟋蟀的叫声,吹着贝尔波河的微风。我们小时候从没有在夜晚来过镇子里,那时我们过着另一种生活。
在月亮和黑色的山丘下,努托有一天晚上问我,我是怎么坐上去美国的船的,如果重新回到二十年前,我是不是还会那么做。我对他说,美国其实并不重要,当时我很愤怒,因为我什么都不是,心中充满了狂热。离开并不重要,回来才是关键,就是在所有人都以为我已经饿死了,我却忽然有一天回来了。在家乡我不会搞出什么名堂,会一直是个长工,就像老奇里诺(他也死了很久了,他从干草堆上掉下来摔断了背,躺了一年多后死的)。我应该什么都试试,也好断了念想,我已经过了博尔米达河,那就索性漂洋过海。
“可是坐船远行并不容易,”努托说,“当时还是要有勇气。”
我告诉他,不是因为有勇气,我是逃走的。我应该告诉他当时是怎么回事。
“你还记得我们在木匠铺子里和你父亲谈过的话吗?他那时就说,愚昧的人将永远愚昧,因为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出于自己的利益,并不希望人们知道真相。权力在政府、法西斯党、资本家的手中……莫拉庄园算不上什么,我当了兵,走遍了热那亚的小巷子和造船厂,才明白什么是老板、资本家、军人……那时法西斯当道,这些事情不能说……可是还有别的人……”
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这些,经历了那二十年,发生了那么多事,和他聊这些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应该相信什么。可当时在热那亚,那个冬天我还相信一些东西。有许多夜晚,我们在别墅的温室度过,我和圭多、莱莫、切雷蒂还有其他人在讨论。后来特雷莎害怕了,不愿意让我们进温室去。我对她说,她可以继续做仆人,做被剥削的人,她活该这样,但我们想要坚持抵抗。我们继续在兵营里,在下等酒馆里展开工作。退役之后,我们在船厂找到了工作,晚上上夜校学习技术,在这些地方我们也继续活动。特雷莎现在耐心听我说话,说我在学习,在提高自己,这很好,她在厨房里给我弄吃的。她不再说之前那些话了。可是一天夜里,切雷蒂来了,告诉我说圭多和莱莫被逮捕了,他们在找其他人。这时候特雷莎也没有责怪我,她去找了一个什么人,可能是她姐夫,或者过去的雇主,我不知道。两天之后,他们为我在一条去美国的船上找到了一份体力活。事情就是这样,我对努托说。
“你看,就是这么回事。”他说,“有时只是小时候听过的一句话,即使是从一个老人,从一个像我父亲那样的穷人那里听到一句话,就可以让你睁开眼睛……我很高兴你没有只想着挣钱……那些同伴,他们后来都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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