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这里,回到这个村子,而不是去了卡内利镇、巴巴莱斯科镇或阿尔巴市,这是有原因的。我不出生在这里,这几乎可以肯定,但我不知道自己出生在哪里。这里没有一栋房子、一块土地或先人的遗骨,让我可以说“这是我出生前的样子”。我不知道我来自山上还是山谷,来自树林还是带阳台的房子。那个把我留在阿尔巴大教堂台阶上的姑娘也许并不是乡下女人,也许是有钱人家的女儿,也可能是两个来自蒙特塞洛、内伊韦或是克拉万扎纳镇的贫穷妇女,用收葡萄的篮子把我带到那里。谁知道我的血脉来自哪里?我已经走遍了世上很多地方,知道所有血脉都是好的,都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累了,试图扎下根来,有了村庄和土地,让血脉能传递下去,使自己比普通的一季轮回更持久。我在这个村庄长大,这必须感谢维尔吉利亚、教父和所有已经不在这里的人。尽管他们收留、抚养我只是因为亚历山德里亚医院会给他们月钱。四十年前,在这些山上,有些穷人为了得到一枚银币,虽然自己已经有了孩子,他们还是会领养医院的私生子。有人领养一个小女孩,就希望日后有个女仆,可以指使她干活;维尔吉利亚想要我,因为她已经有两个女儿了,等我再大一点,他们希望能在大一点的农舍里安顿下来,大家一起干活,过上好日子。当时教父在卡米内拉山有一座小农舍——两个房间和一个马厩,有山羊和那片河边的榛子林。我和两个女孩一起长大,我们偷吃棒子粥,睡在同一个草垫上,姐姐安焦利娜比我大一岁,到我十岁时,维尔吉利亚去世的那个冬天,我才偶然知道我不是她弟弟。从那个冬天开始,安焦利娜不再和我们一起在河岸边、树林里游荡;她照顾家里,做面包和罗比奥拉奶酪,去市政府领取我的月钱。我向朱莉娅炫耀说我值五里拉,她不值钱,我问教父为什么不多领养几个杂种。
现在我才知道我们都是穷人,只有穷苦人家才会领养医院的杂种。在此之前,我去上学时,其他孩子骂我是杂种,我以为这个词和“胆小鬼”或“流浪汉”一样,就同样骂回去。但我已经长大了,市政府不再给我们抚养费了,而我当时还没搞清楚我不是教父和维尔吉利亚的孩子,这就意味着我不是生在卡米内拉山,不像家里的两个女孩一样,从榛子林下冒出来,或是从山羊耳朵里钻出来的。
去年我第一次回村里,几乎是偷偷来看榛子林。卡米内拉山丘是一道无边无尽的缓坡,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河岸和葡萄园,不知道山顶在哪里,上面也一定是其他葡萄园、树林和小路。冬天的山坡光秃秃的,像被剥了皮,露出了土地和葡萄树干巴巴的枝条。在干冷的空气中,我清楚地看到山谷巨大的落差,到卡内利镇那里就结束了。我沿着贝尔波河边的小路来到小桥头,来到了芦苇丛,我从那里远远看着山坡上的农舍熏黑的石墙、长得歪歪扭扭的无花果树、空荡荡的小窗户,我想到那些可怕的冬天。但周围的树木和土地都发生了变化:茂密的榛子林消失了,变成一片割过的玉米茬。从牲口棚里传出牛叫,在夜晚的寒气中,我嗅到了牛粪的味道,因此现在住在那间农舍的人,已经不再像我们以前那么一贫如洗了。我一直期待着类似的重逢,或想象着那间农舍已经倒塌了。有许多次,我想象自己站在桥头,想着我怎么能在那么小的一片地方度过了那么多年,我在寥寥几条田间小路上,放着那头母山羊,寻找滚到河岸边的苹果,我相信世界在贝尔波河上的大路拐弯处就结束了。我想象了很多种情况,但我没想到再也看不到榛子林,这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这一变故让我很沮丧,我没有问家里有没有人,也没有进农舍的院子。我当时顿时明白,没有出生在一个地方意味着什么,它没有在你血液里流淌,你不能像那些老人一样,觉得自己半截身体已经埋在这里了。一季庄稼并没那么重要。当然,山丘上还有一片片榛子林,我还能去看看,找到当年的自己。如果我是那片山坡的主人,也许我也会把榛子林砍了,种上庄稼。但现在我一想到在城里租住的房子,就感觉有些难受,人们在那里住上一天或者好几年,搬走之后就会留下一个死寂的空壳,准备接纳其他人。
还好那天晚上我转过身去,背朝卡米内拉山时,看到了贝尔波河对面的萨尔托山,我看到它起伏的山巅,还有消失在山顶的草场。在地势低一点的地方,沿着河岸也是冬季光秃秃的葡萄园、树林、小路和零散的几处庄园,这和我以前坐在小农舍后面的横木上,或是在桥头上,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看到的情景一样。我当兵前的那些年都在莫拉庄园当长工,他们在贝尔波河那边,在一片肥沃的平地上。而教父卖掉了卡米内拉山的农舍,带着两个女儿去了科萨诺。所有那些年里,只要我从地里抬起眼睛,就能看到天空下萨尔托山丘的葡萄园。这些葡萄园一直向下延伸到卡内利镇,那里有铁路,火车从早到晚沿着贝尔波河奔跑,发出嘶鸣,这会使我想到奇迹,想到车站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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