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美好之处在于,一切都按照季节的流转在进行,每个季节,根据劳动和收获的不同,下雨或者晴天,都有它的习惯和游戏。冬天,穿着粘着泥土的沉重木屐走进厨房里,收了庄稼的地都已经犁了,手掉皮了,肩膀也被犁磨破了,但之后就歇着了。天下雪了,大家坐在一起消磨时间,吃栗子,守夜,去马厩里转转,就好像永远都是星期天。我记得冬天最后要干的活,就是三九寒冬之后的第一件事:要点燃湿漉漉的、黑色的玉米秆和叶子。浓烟从地里升起,已经有了夜晚和守夜的气息,预告第二天的好天气。
冬季是努托的季节。那时候他是个小伙子了,吹单簧管,夏天他会走得很远,或是在火车站演奏,只有冬天才在周围活动,在家附近,在莫拉庄园和附近各个院子里。他戴着自行车手的帽子,穿着灰绿色的毛衣来了,讲他知道的事。他说人们发明了一种机器,可以数树上有多少颗梨子;夜里一些从外面来的贼把卡内利的小便池给偷走了;卡洛索的一个人在出门前给孩子戴上动物的口套,不让他们咬人。他知道所有人的事。他知道在卡西纳斯科有个人,卖了葡萄之后,就把一百里拉面值的钞票铺在一张草席上,在早上的阳光下晒一小时,为的是让钱不受潮。他知道一个生活在库米尼的男人,长了个葫芦一样大的疝气,有一天他要妻子试着给他挤一挤,就像挤牛奶一样。他还知道有两个人,他们吃了公山羊肉,后来一个又跳又叫,另一个用头顶人。他会讲到一些人的妻子,乱七八糟的婚姻,地窖里藏着死人的农场。
从秋天到一月,孩子们聚在一起玩弹球,大人玩纸牌。努托会所有的游戏,但他更喜欢玩藏牌和猜牌,从一大堆牌里摸出一张牌,让它从兔子耳朵里冒出来。他在早晨进来时,看到我在打谷场上晒太阳,就把香烟分成两段,我们点着烟。他说:“我们去顶层上看看。”顶层是鸽舍的阁楼,要从大楼梯爬上去,在主人住的那层上面,那里楼层很低,要弯着腰才行。在那上面有一只箱子,许多坏了的夹子、破家具和一堆鬃毛。有个圆形的小窗,朝向萨尔托的山丘,我觉得像是卡米内拉农舍的窗子。努托在那只箱子里乱翻,里面是撕破的书、铁锈色的旧纸、账本、破画。努托翻阅着那些书,拍打着书上的霉斑,拿着那些书,手很快会变得冰冷。这都是马泰奥先生的父亲,还有祖父、曾祖父的书。他父亲曾在阿尔巴上过学。那里有一些拉丁文的书,像做弥撒用的,有一些书上有摩尔人和动物的图画,就这样我认识了大象、狮子和鲸鱼。努托拿走了几本书,塞在毛衣下带回了家。“反正,”他说,“没有人会看。”“你要这些书做什么?”我问他说,“你不是会买报纸吗?”
“这可都是书呀。”他说,“要尽量多读书。如果不读书,永远都翻不了身。”
从楼梯平台上经过时,能听到伊蕾妮在弹琴。有阳光的早晨,有时玻璃门开着,琴声传到露台上,在椴树间回荡。我一直都有些惊异,一架如此巨大的黑色家具,能发出让窗玻璃颤抖的声音,居然是她一个人弹出来的,用大家小姐才有的白皙、修长的手指。据努托说,她弹得很好,她小时候在阿尔巴学习弹琴。而西尔维娅只会在钢琴上乱弹一气,唱几句,草草收尾。西尔维娅比伊蕾妮小一两岁,有时还会跑着上下楼梯,那一年她学会了骑自行车,火车站长的儿子帮她扶着车座。
听到钢琴声,我有时会看看自己的双手,明白在我和主人之间,我和女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即使是现在,我已经有差不多二十年没干过体力活了,我能熟练写下自己的名字,这是以前我难以置信的事。但如果看看自己的手,我就明白我不是绅士,所有人都能觉察到我曾经拿过锄头,但我也明白女人并不在意这些。
努托曾经对伊蕾妮说,她弹得像个艺术家,他愿意一整天听她弹钢琴。伊蕾妮把他叫到露台上(我也跟他去了),开着玻璃门,她弹了几首很难但确实很美的曲子,乐声回荡在整个庄园里,大路上面的白葡萄园里都能听得到。我太喜欢了,天哪。努托噘着嘴听着,像是在吹单簧管,而我透过玻璃门看到房间里的花、镜子,伊蕾妮挺直的背脊,正在用力的手臂,谱子上金黄的头发。我看到山丘、葡萄园、河岸,我明白这不是乡下那些乐队演奏的音乐,它表达的是别的东西,不是为卡米内拉山、贝尔波河的树林,也不是为我们创作的。但我还可以看到,在远处,在萨尔托山朝向卡内利镇那边,在法国梧桐的枯枝间,“鸟巢”的红色小楼。那栋小楼、卡内利镇的绅士和伊蕾妮的音乐相配,这是他们的乐曲。
“不!”努托突然喊道,“弹错了!”伊蕾妮重新开始弹,但她低着头笑了,几乎是红着脸看了他一眼。努托进到房间里,翻谱子给她看,争论了一番,伊蕾妮又弹了起来。我留在楼台上,一直看着“鸟巢”别墅和卡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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