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拉庄园这边,比从河对面更容易下到贝尔波河,因为卡米内拉山上的路在荆棘和金合欢之间,和水面落差较大。而这边河岸是沙地,有柳树和矮矮的芦苇丛,还有一片片树林,一直延伸到莫拉庄园的耕地边上。在三伏天炎热的日子里,奇里诺派我去剪枝或剪柳条时,我会把小伙伴召集在一起,在河岸边会合:有人带着破篮子,有人带着口袋,我们光着身子捉鱼、玩水。我们在阳光下,炽热的沙滩上跑着,就是在这时候,我会炫耀我的外号“鳗鱼”。也就是那时,尼科莱托出于嫉妒,说要去告我们的密,骂我是杂种。尼科莱托是太太的一个姨妈的儿子,冬天住在阿尔巴城。我们会互相扔石头,但我必须很小心,不能打伤他,这样晚上回到莫拉庄园,他就不会有青肿的地方给人看。后来有几次,在地里干活的管家,或者是家里的女人干活时看见我们了,我不得不光着身子跑着躲起来,一边提上裤子一边钻进地里,这时被管家打一巴掌,骂几句在所难免。
但这一切与钦多现在的生活相比,都不算什么了。他父亲把他盯得死死的,从葡萄园里监视着他,家里的两个女人不停地叫他,骂他,不希望他在皮奥拉家停留,而是要他割草回家,带着玉米棒子、兔子皮、柴火回家。家里什么都缺,他们没有面包吃,只能喝稀汤,吃棒子粥和鹰嘴豆,但鹰嘴豆很少。我知道这是什么感觉,知道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在地里锄地,又渴又饿,给葡萄叶喷药是什么滋味。我知道,小农舍的葡萄园当年对于我们来说也不够生活,当时还不用把收成分给别人。
瓦利诺和谁都不说话,他锄地、剪枝、绑葡萄枝、吐痰、修补东西。他会用脚踢牛的脸,吃棒子粥,抬起眼睛看着院子里,用目光指挥别人。两个女人跑前跑后,钦多也逃走了。然后是晚上睡觉时,钦多在河岸上吃着他的晚饭,瓦利诺抓住他,抓住女人,抓住任何碰到他手里的人,在门口、在干草仓的梯子上,用皮带抽打他们。
我从努托那里听来的几句话,我在大路上遇到钦多,和他说话时,他总是很专注,很紧张,这足以让我明白卡米内拉现在是什么日子。还有狗,他们把狗拴起来,不给它吃的,狗在夜里听到刺猬、蝙蝠和貂的动静,像疯了一样跳跃着,想要捉住它们。它不停地吠叫,对着月亮叫,月亮在它看来像是棒子粥,这时瓦利诺从床上下来,用皮带抽,用脚踢狗。
一天,我让努托去一趟卡米内拉山,看看那个木桶。他根本不愿意去,他说:“我已经知道,如果要我说的话,我会说他是个可怜虫,过着牲畜的生活。我能对他说这话吗?有什么用吗……首先政府应该烧掉钱,还有所有有钱人……”
在路上,我问他是不是真的觉得,贫穷使人变得像牲畜一样。“难道你没在报纸上读到过那些百万富翁的新闻,他们吸毒,开枪自杀?有些恶习是要花钱的。”
他回答我说,就是这样,是钱,就是钱的问题。有钱或没有钱,只要金钱存在,任何人都不会得救。
我们到了小农舍时,瓦利诺的小姨子罗西娜,就是那个长着小胡子的女人,她出来说瓦利诺在井边。这一次他没有让我们久等,很快回来了,对那女人说:“让狗别叫了。”他一刻也没让我们在院子里停留,他对努托说,“你要看看那个酒桶吗?”
我知道木桶在哪里,知道那矮矮的拱顶、破砖和蜘蛛网。我说:“我在屋里等一下。”我的脚终于踩在了那个台阶上。
我还没来得及看看周围,就听到哼哼唧唧的声音,小声地呻吟和喊叫,就像是从一个很疲惫、无法抬高嗓门的喉咙里出来的。外面,狗在挣扎吠叫,我听到它在狂叫,一声沉闷的重击,狗尖叫了几声,狗又挨打了。
我这时看到,那老太婆坐在靠墙的床垫上,身子侧卧着,胡乱穿着衬衣,黑色的双脚伸在外面,她看着房间,看着门发出呻吟。床垫到处都破了,里面的树叶都露出来了。那老女人很瘦小,脸就像拳头那么大,就像女人哼着曲子,哄着在摇篮里握着拳头低声嘟噜的婴儿。房间里空气不流通,有一种日积月累的尿骚味,有醋的气味。我感觉她白天夜里都在呻吟,已经意识不到自己在呻吟。她眼睛朝门口看着我们,呻吟的声音没有变,也没说任何话。
我听到罗西娜在我身后,便向前走了一步。我用眼睛询问她:“她要死了,什么病?”可那女人没有回应我,却说:“如果您想坐一下的话。”她伸手去拿一把木椅子,放在我面前。
那老女人像只断了翅膀的麻雀一样呻吟着。我看着眼前小小的房间,它已经变了,只有小窗子、飞舞的苍蝇,还有烟囱石头上的裂缝和之前一样。在一只靠墙放着的箱子上,放着一个南瓜、两个杯子和一串大蒜。
我几乎是马上就走了出去,那个小姨子像狗一样跟在我后面。在无花果树下,我问她那老太太是什么病。她回答说,她老了,自言自语,念《玫瑰经》。
“可能吗?她不是在喊疼吗?”
“在她这年龄,”那女人说,“到处都疼。无论说什么都是抱怨。”她斜着眼看着我。“这会降临到我们所有人身上。”她说。
她来到草地边开始叫喊:“钦多,钦多。”就像有人要杀她,好像她也在哭。钦多没有来。
出来的是努托,还有钦多的父亲,他们从牲口厩里出来。“牛养得不错。”努托说,“这草料够它吃吗?”
“你疯了吗,”瓦利诺说,“这是女主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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