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托说得没有错。卡米内拉山发现的那两具尸体带来了很多麻烦。医生、收银员,以及三四个在酒吧喝苦艾酒的运动员,都在愤慨地谈论此事,他们说,有多少可怜的意大利人在尽自己的义务,却被赤色分子残忍杀害。他们在广场低声说,那些赤色分子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就枪毙人,朝人后脑勺开枪。这时一位戴眼镜的小个子女教师——她是以前法西斯书记的妹妹,也是葡萄园的主人,她叫嚣着说,她愿意亲自到河边去寻找其他尸体——所有的尸体,用锄头把他们都挖出来,希望这足以让人把某个意共党棍,那个瓦莱里奥,那个帕耶塔——卡内利镇的书记关进监狱,最好是绞死。这时有人说:“很难怪罪那些共产党,这里的帮派是独立的。”“有什么要紧,”另一个人说,“你不记得那脖子系着领巾、征用被子的跛子了?”“还有仓库被烧时……”“什么独立,什么都有……”“你记得那个德国人……”
“他们是不是独立的,这无关紧要。”别墅夫人的儿子叫喊着说,“游击队员都是杀人犯!”
“对于我来说,”医生看着我们缓缓说道,“过错不是这个或那个人,错不在于个人。当时是非法的、流血的游击战。也可能这两人确实做了密探……”他一字一句地说到富有争议的问题,“可是,是谁组织了最初的游击队?是谁想要打一场内战?是谁向德国人和其他人挑战?是共产党。一直是他们,他们该负责任,杀人凶手就是他们。这份荣耀,我们意大利人很乐意留给他们……”
这个结论让所有人都很满意。这时我说我不同意。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那年我还在美国。(没人说话。)我在美国坐牢。(没人说话。)我说,在美国,正是在美国,各个报纸都刊登了一份国王和巴多格里奥将军的宣言,命令意大利人进入丛林进行游击战,从背后攻击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微笑。)没有人记得这事了,他们又开始讨论。
我走开了,女教师喊道:“全是杂种。”又说:“他们想要我们的钱,土地和钱,就像在俄国一样。谁反对,就把谁杀死。”
努托也到镇上来听大家说什么,他像一匹受惊的马。“怎么可能,”我问他,“这些小伙子中没有任何人见证了那些事,并能说出来?在热那亚,那些游击队甚至有自己的报纸……”
“这些人里没有一个。”努托说,“他们全都是解放后戴上三色领巾的人。有人在尼扎做职员……真正出生入死的人都不愿意提到那些事。”
那两位死者无法辨认,他们被放在一辆小推车上,送到老医院里,许多人去看,撇着嘴出来。“啊,”女人们在巷子口说,“所有人都会死,可这样死去就太糟糕了。”两个人身材都不高,其中一个脖子上戴着一块圣雅纳略像,初审法官总结说他们是南方人,宣布他们为“无名氏”,并结束调查。
本堂神父并没有偃旗息鼓,他立即召集市长、宪兵队队长、族长委员会和高级修女,兴风作浪。骑士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因为本堂神父得罪了他,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就摘掉了教堂凳子上的铜铭牌。“那是过去我母亲跪的凳子,”他对我说,“我母亲对教会的贡献比十个像他这种乡下佬都要多……”
对于游击队员,骑士没有做评判。“都是些孩子,”他说,“都是些正好遇上战争的小伙子……我想到那么多小伙子……”
总之,本堂神父想要扩大自己的势力,他还没忘记给游击队员立碑的揭幕典礼。那是为了纪念在“黑房子”前被绞死的游击队员,典礼于两年前举行,他没有受邀,是由一名特地从阿斯蒂市来的社会党议员主持。在教区会议上,本堂神父发泄了怒火,所有人都发泄了自己的情绪,并达成一致。现在鉴于事情过去了好长时间,无法起诉任何之前的游击队员,镇子里也不再有颠覆分子了,他们决定进行一场政治斗争,让阿尔巴人都能听到。他们要搞一场庄严的圣礼,郑重埋葬两个受害者,进行祈祷,弥补他们,集会强烈谴责赤色分子,并动员所有人参加。
“我不会为当下这些事感到高兴,”骑士说,“法国人说战争是‘肮脏的事情’。可是这个神父在利用死去的人,如果他有母亲,他也会利用起来……”
我经过努托家,告诉他我听到的话。他挠了挠耳朵后面,看看脚下,咀嚼着这些苦涩的话。“我早就知道,”他说,“他已经利用吉卜赛人搞过一次……”
“吉卜赛人?”
他告诉我说,在一九四五年打仗的那些日子里,一帮小伙子抓了两个吉卜赛人。因为那几个月,那两个吉卜赛人明来暗去,打探消息,给游击队的小分队做记号。“你知道当时的情况,队伍里什么人都有,有意大利四处的人,有外国人,也有愚昧无知的人。这地方从来没那么乱过。就这样,他们没有把那两个吉卜赛人送到司令部去,而是抓住他们,把他们放到一口井里,让他们交代去了军营多少次。其中有个人嗓子好,他们说,想要活命就要不停唱歌。那人被捆着,坐在井栏上玩命地唱,用了所有力气。那人唱歌时,每人挨了一锄头,把他俩放倒了……我们两年前把他们从地下挖了出来,神父马上就在教堂里做了祈祷……而就我所知,‘黑房子’前绞死的那些人,他从来就没为他们做过祈祷。”
“如果我在你们的位子,”我对他说,“我就会去请求他为绞死的人做一次弥撒。如果他拒绝,那就让他在全镇人面前下不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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